提起清朝的文字之祸,大概没有比雍正年间的查嗣庭案更广为人知了。据说查嗣庭主持某省的科考,试题出的是“维民所止”。不料被人密告,说他蓄意去掉雍正皇帝的脑袋。雍正帝拿来试题看,“维止”二字合在一起果然有去“雍正”之首的意思,就把查嗣庭杀掉了。这个故事形象生动,流传很广,让人们一下子就明白了专制时代文字大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惜它毕竟是个故事,与历史事实有很大出入。
查嗣庭获罪与科场试题有些瓜葛,但他出的试题不是“维民所止”;雍正帝也确实挑剔过查嗣庭所出的某些试题,但他并不想借此论罪,因为有顾虑,怕别人背后说他在搞文字大狱。查嗣庭最后以大逆罪戮尸,摆出的罪证是他暗地里写了两本日记,攻击和非议康熙皇帝。其实,试题也好,日记也好,都不过是搞查嗣庭的借口,这一案件背后复杂的权斗背景才是查嗣庭罹文字之祸的真正原因。
查嗣庭是浙江杭州府海宁县人,提起海宁查家,当时没有人不知道。查嗣庭兄弟四人:大哥原名嗣琏,后改名慎行,少受学于黄宗羲,而他所长最在诗,康熙三十二年入直南书房,不久赐进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二哥嗣瑮,康熙三十九年进士,官至待讲,诗名与慎行相埒;嗣庭行三,康熙四十七年进士,雍正初,先任内阁学士,很快升任礼部侍郎。康熙晚期,是查家最红火的时候。查慎行钦赐进士,他的儿子克建在此前已考中进士了,三年后嗣瑮继之为翰林,又过了六年,嗣庭为进士,克建亦入为刑部。当时查氏庭前有连桂之瑞,查家门户之盛一时被人们传为美谈。
盛极而衰,自查嗣庭雍正四年因文字获罪,查家一败涂地。
据雍正帝后来讲,他早就看出查嗣庭有谋逆之心,根据是他长了一副“狼顾之相”。何谓“狼顾”?相面家说,有的人走路时反顾似狼,即头向后转一百八十度而身躯保持不动,这种人往往心术不正,怀有异志。雍正帝深信相术,对此亦小有心得。说查嗣庭长相不好,曾引起他的警觉,在于向群臣表白查嗣庭从来未被自己信任过。
既然如此,为什么偏偏入雍正朝后查關庭的官职一升再升呢?雍正帝也有自己的解释。雍正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命将查嗣庭革职拏问时雍正帝对群臣说:“查嗣庭向来趋附隆科多,隆科多曾经荐举,朕令在内延行走,授为内阁学士及礼部侍郎”。这样一说才把为什么要罗织查嗣庭文字之罪的原因点破了。原来,隆科多是雍正帝继粉碎年羹尧党之后,正在部署的下一次打击朋党集团战役的主要目标。在隆科多的党羽中首先清查出一个知名度很高的逆党查嗣庭,才可以先声人,为最后解决隆党作舆论准备。
隆科多姓佟,原是汉人,他的姑姑是康熙帝的生母孝康皇后,姐姐又是雍正帝的嫡母孝懿皇后,由于两朝国戚的缘故,佟氏宗族抬入了满洲镶黄旗。康熙晚年,佟氏一门都倾向于拥戴皇八子胤禩为皇太子,只有一人例外,那就是隆科多。
雍正能够登上皇帝宝座,隆科多功劳最大。当帝位授受之际,京城九门昼闭,形势险恶异常,隆科多时任提督九门步军统领,即北京卫皮司令,“一呼可聚二万兵”,没有他的支持,雍正帝很难坐稳金銮殿。然而,隆科多后来的祸机也正好在这时埋伏了下来。康熙弥留之际,承旨传位的大臣惟隆科多一人而已。康照帝既已死无对证,帝位传给谁,只能是隆科多一语定乾坤。由于雍正继位疑点甚多,因此隆科多是否如实传达康熙遗诏也就成了不解之迷。雍正当上皇帝后,隆科多受命为总管事务大臣,承袭一等公爵,雍正帝还特别指示公文中要称他为“舅舅隆科多”,一时宠荣备甚,风光得很。
查嗣庭尽管“狼顾”,由于走了隆科多的门子,所以官运极好,可见隆科多权势炙手可热,连皇帝对他也有所迁就。但时隔不久,雍正帝又对隆科多猜忌起来,步步紧逼,到掀起查嗣庭这件案子时,隆科多已被削去太保衔和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命往阿兰善山修城垦地去了。隆科多的问题,据雍正帝说,和年羹尧性质相同,“贪诈负恩,揽权树党,擅作威福”。这个说法很有些人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隆科多介入机密太深,所以雍正帝要杀人灭口,举出的一个有力证据是:隆科多早就对人说过:“自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已至之时”。三国时刘备白帝城托孤给诸葛亮,隆科多也独承末命,故而引这个典故,以诸葛亮自比。
但雍正不是阿斗,隆科多说:“死期已至”云云即表明他早已预感到将来的死于非命正是由于参与了雍正继位大事。是雍正帝的说法可信呢,还是非议雍正的人解释得合理?这姑且不谈,但有一点毫无疑义:大兴隆科多之狱是雍正帝绝对需要的。查嗣庭在这个当口被打成隆党抓出来,并扣上“大逆”得吓人罪名,是雍正整个朝堂棋局中蓄意要下的一步妙招。
如何下这一步棋,雍正帝颇费脑筋。传说査嗣庭的书法极精,遐迩闻名,但不轻易示人,更谈不到有什么大部头作品刊刻流传要从文字中推求他的居心蓄意论定罪状有相当的困难。雍正四年届各省乡试之期,查嗣庭被命为主考官,典试江西。乡试完毕,雍正帝查阅江西试题录,反复推敲,发现了某些问题,但觉得证据不够有力。他推想查嗣庭平日不可能没有文字记载,于是下令对查的寓所和行李作了一次突击搜查,果然发现细字密写的日记两本。罪证齐备,雍正帝于四年九月召集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在京大小官员,当众公布。
第一部分罪证是查嗣庭典试江西所出过的试题:
首题一一“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这是孔子的格言,错在何处呢?雍正帝举出《书经舜典》中“奏以言”四字,说尧舜之世尚且以言陈奏,怎么能说“不以言举人?”查嗣庭用此为试题,是对朝廷下令保举有所不满,暗中讥谄。
三题-“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这题出得诚然很偏很怪,但说不上有什么立场问题。雍正帝也没讲出所以然,却来责问查嗣庭:“居心何在?”
策题一一“君犹腹心,臣犹股肱”。讲君臣关系,用的是孟子的话,没有错误。雍正帝挑剔说:“为什么称君为“腹心”而不称元首?分明不知君上之尊?”
《易经》次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诗经》次题“百室盈止,妇子宁止”。这又错在哪里?殿下群臣莫名其妙。雍正帝点出这两题中有“正”和“止”字,内中大有文章。且看《易经》“其旨远其辞文”,雍正帝让大家注意,这是查嗣庭暗示人们要把“正”和“止”两字前后联系起来思考,体会其中寓意。
但究竟寓有什么深意,群臣相顾愕然,谁也猜不出谜底,只好由雍正帝自己解说了。他先从头年汪景祺《西征随笔》案谈起,汪写过一篇“历代年号论”,说“正字有一止之象”,前代如金海陵王年号“正隆”、金哀宗年号“正大”、元顺帝年号“至正”、明武宗年号“正德”、明英宗年号“正统”,…凡带“正”字的,都不是吉祥之兆。雍正帝说,查嗣庭的试题先用“正”,后用“止”,又暗示前后要联系,体会其中深远的意旨,显然与汪景祺同一伎俩,说“正有“一止之象”,这不是恶意诽谤我的年号“雍正”又是什么?后人说查嗣庭以“维民所止”为题得罪,大概就是由此推衍而来的。
第一部分罪证大致举出以上各试题,雍正帝所作的结论是:“所出题目,显露心怀怨望、讥刺时事之意。”
科举考试,考官须从《四书》、《五经》摘取文句命题,按理说,不会有什么风险。其实也不尽然。因试题涉嫌谤讪或太偏太怪而考官得罪的,在明朝已屡见不鲜。但象雍正帝这样善于联想、精于考求,能透过题面文字而洞见出题者肺肠的,恐怕还前无古人。然而,雍正帝似乎也觉得这样做难免穿凿附会之嫌,难于令人心服,所以在解说第一部分罪证后,又向群臣说:“假如单就试题加以处分,可能有人会说查嗣庭出于无心,偶因文字而获罪。”如此先抑一笔,然后抛出查嗣庭第二部分罪证一一两本日记。
查嗣庭日记有如下两项内容被雍正帝指为更严重的罪证:第一，对康熙帝用人行政的批评,如戴名世《南山集》狱是文字之祸;方名因科场受贿正法是冤案;赵晋因科场案获罪起因于江南流传的一幅对联,饮赐进士是滥举;多选庶常如蔓草;清书庶常复考汉书过于苛刻;殿试时不能按时完卷被黜革进士是非罪;……,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评论,有的查嗣庭并没有说错,有的则是他的偏见,但都是对康熙帝的非议和责难,带有强烈的不满情绪,因此被雍正帝抓住了把柄,统通说成是“大肆讪谤的”。
第二,个人琐事或天气状况等,如康熙六十ー年十ー月十三日记皇帝逝世,过了几天又记自己“患腹泻,狼狈不堪”;自雍正元年以后,凡朔望朝会或皇帝亲行祭奠之日,查嗣庭往往记当日“大风”、”狂风大作”、“大雨倾盆”、“大冰雹”;热河偶发大水,查记“官员淹死八百人,其余不计其数,雨中飞蝗蔽天”;……。
诸如此类的记载是否确属事实,今天已无从查考了。不过大致可以认定,查嗣庭不会低级到出此雕虫小技,发泄胸中的怨恨。雍正帝却把这类鸡毛蒜皮之类的琐细小事大加渲染,硬说查嗣庭“悖礼不敬”、“讥刺时事”、“幸灾乐祸”。
在雍正帝看来,第一部分罪证不过是治罪的参考,而第二部分日记,白纸黑字,腹诽心谤,才是足以令人信服的确凿的、有分量的罪证,所以雍正帝称之为“种种悖道实迹”。这样说貌似有理,实际上仍是站不住脚的。查嗣庭对文字谨慎到了极点,据说他的书房每晚房门紧闭,有人曾从窗缝窃视,只见他秉笔疾书,写完后又爬上梯子,把所记文字藏到房梁上。纵使査嗣庭真的对现实朝廷不满,但如此慎之又慎地私记日记,秘不示人,亦无相应行为,又怎能构成“悖逆实迹”呢?动不动仅以文字便断定是“悖逆实迹”这种逻辑清初已有,到雍正帝普遍加以运用,与皇帝无上权威结合在一起,日渐成为不可移易的真理,很少有人去怀疑。
查嗣庭的命运就这样定了,但还要走走过场。雍正四年九月,在宣布查嗣庭罪状后,雍正帝命将查嗣庭革职拿问,交三法司一一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一一定拟具奏。还有什么可定拟的呢?“饽逆”的调子皇上早给定了三法司不过照大逆律拟刑而已。但如此简单的事三法司却拖了七八个月,到第二年五月才结案。这里面大有奥妙。
在查抄查嗣庭家时,还发现了不少信札。雍正帝命凡与查開庭书信往还的,一律赴京候讯。经过审查,廉州守李元伟、庆都令刘绍曾、济宁河道杨三炯、云南驿盐道沈元佐等借与查嗣庭师生、同年关系,夤缘请托,结党营私。雍正帝认为事情很严重,专门降下一道論旨训谕群臣说:“人们常议论禁淫词小说,联以为师生同年联络声气,植党徇私,朋比为奸,惑人听闻,其为害世道人心更甚于小说淫词。国家开科取士,原欲得读书明理之人;今天这些人却往来嘱托,彼此营求,以朝廷取士之途,为植党徇私之数。”雍正帝告诚群臣,为彻底解决科甲出身官员借师生同年关系瞻徇结党的问题,就是废弃科举制度也在所不惜。
由此可见,随查嗣庭案进一步向纵深发展,雍正帝的注意力逐渐由粉碎隆科多朋党集团转向了打击“科甲朋党”方面。原因是直隶总督李绂,御史谢济世等科甲出身的官员先后参劾非科甲出身的河南巡抚田文镜,雍正帝认为科甲朋党已构成对皇权的新的威胁。查嗣庭案迟迟未能结案,正是雍正帝经过深思熟虑安排的,他的目的是从查案再开辟出一个新战场,以支援打击科甲朋党集团的战役。
但如此一拖,查嗣廷已等不到最后的判决了。雍正五年五月当刑部等衙门奏请照大逆律将查嗣庭凌退处死时,他已死于狱中。查嗣庭不能活着“明正典刑”,照例应戮尸枭示,雍正帝命照刑部所议施行。查嗣庭的兄弟子侄凡年满16岁的应按律缘坐,立行斩决。雍正帝根据不同情况予以免罪和罪。
被宽免治罪、释放回籍的是査慎行父子。查慎行一生经历两次风险,竟以善终,实在是个很幸运的人。康熙二十八年洪升为庆贺自己的生日在家里设宴,演出“长生殿”,并邀请好友前来看戏同庆,其中便有查嗣琏。没想到当耐正值皇太后去世的“国丧”期间,查琏及同往观剧饮的50名官员都被草职。查嗣琏深为悔恨,从此改名慎行,字悔余,即寓有“痛悔之余,谨言慎行”之意。有人写诗揶揄他:“竿木逢场一笑成,酒徒作计太憨生。判商市上重相见,摇手休呼旧姓名。”当査氏门户鼎盛之际,查镇行急流勇退,退隐归里,萧然如老诸生。查嗣庭案发生时，慎行一支阖门被逮,锁押解京,经他力辩,又幸得鞫审大臣回护,雍正帝特旨命释放镇行父子。当时人深有感慨,以为查慎行之所以能脱身奇祸,正因其能时掉首于要津。
老二嗣瑮留恋官场,自然没有大哥的幸运了。他和他的儿子查基奉旨从宽免死,流三千里。關環这个很有オ气的诗人最后卒于关西成所了。查嗣庭的弟弟,老四嗣瑾因前已过继给亲叔查嵋继,依律免议。查嗣庭之子查沄改为应新,秋后处决，另外三个儿子在15岁以下与嗣瑮年未及岁的幼子原拟给功臣为奴,雍正帝命改为流三千里。
朝野震动的查關庭案就这样结束了,但它的余波久久未能平息。当年十月隆科多被判处终身监禁,罪状之一就是“保奏大逆之查嗣庭”。查嗣庭的家乡浙江海宁盛传“屠城”谣言,弄得人心惶惶四出逃避。因浙江出了汪景祺和查嗣庭,雍正帝在浙江特设观风整俗使,并不定期地停止了浙江全省的乡、会两试。至于说以后的乾隆皇帝效法乃父诛查嗣庭,炮制出胡中藻诗狱,那就更可见查案的影响既深且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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