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制度并不是纯粹的军事机构，也不像大家印象中“只领兵打仗”，它是集民，政，军合一的庞大组织。大家都知道满族发满为东北，白山黑水之间，与汉族农耕文明相对的是游猎文明，游猎文明与游牧文明很相似，不同点，一个放牧，另一个除了放牧也猎杀动物与捕鱼；相同点，它们都会出外打劫其它部落。
游牧与游猎部落的组织形式较农耕文明低。农耕文明会用一块地将祖祖辈辈都绑在此处，进而形成较高级的“阶级”社会。游猎文明，根本不存在“一块土”约束他们，所以他们的“社会机器”效率不高。而作为游猎民族的满族能从一个“部落”发展成一个“王朝”，八旗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例子。
从穆昆制到牛录制
穆昆制是女真部落以血缘为凭借的一个社会形式。简单的说，就像一个大家庭发展壮大之后，还是聚在一起，结成一个小山寨，或者一个小部落。“凡是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无论人数多数，出去打猎都是以族寨为单位，分数队出去打猎。
穆昆制主要职能之一，是经济利益的分配，凡是国人、僚友、敕书、奴仆等一切事物，都同等的使其代管；清太祖告诫他的左膀右臂说他与代善:“我给你们及你们的亲兄弟每人各五千户人管理、八百个牧群和一万两银子,当然也包括八十道敕书。然而给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国人、敕书包括其他的财物，都没有给你们的多。”
敕书与国人、奴仆、僚友、并列在一起，都可以作为分配的对象，那么通过分配哈达敕书的穆昆档，可以看出不单单是敕书，就连其他的财产也都是这样按穆昆塔坦进行分配的。当然正是这种经济分配，造成权力的分割与掣肘，产生了以穆昆为基础的势力集团，致使经济因素发挥出政治作用。
牛录制最早出现在努尔哈赤起兵的第二年，即年，根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清太祖在首次占领翁哥落城的时候，两名将军甘愿受降，太祖授予他们爵位”。将投降的三百人加入编制。
清朝八旗制度最基层的组织就是牛录，管理牛录的即牛录额真，一牛录三百人，一甲喇有五牛录，一旗有五甲喇。可此时的牛录还不是一个军事单位。
牛录制度最初并未废弃传统氏族制度的哈拉穆昆制，应当说是本于女真氏族社会组织的基础发展而来的，但穆昆制的意义却因之而改变。
清代宗室福格曾提到：“八旗庶姓，皆设族长，各于尊属闲官，或闲散望重者，举之于官。凡涉公私事宜，得与佐领平章赞画，虽无秩禄，亦官身也。”
也就是说原本满族由各族长掌控的权力，渐渐归于各佐领（佐领即清朝入关后，将牛录额真改为佐佐领），其社会地位也被佐领取代。族长虽具有处理公私事宜的职务，最终还得向佐领负责，不具有独立的权威性。
清人震钧说：“八旗人家生子女，例需报明本旗佐领，书之于册。及长而婚嫁亦如之。又必须男女两家佐领互出印结，谓之图片，凡三年一比人丁。又使各列其家人名氏族而书之于册，谓之册档，及殁而削其名氏于册，故旗人户口无能增减，姓名无能改移，以为整军经武地耳。”
佐领的职责就如一县的县令，佐领下旗人的生老病死，婚姻都要统计造册，甚至“交粮”“服役”等等。
八旗制的成形
随着努尔哈赤队伍的人数越来越多，年录制已经适应现实需求了，也就产生了甲喇，甲喇之上就是我们熟悉的旗了。
最初八旗的颜色不是这样的
“八旗”起初是四旗，即黄红蓝白四种色旗，这种旗称为“正旗”，别是:太祖的黄旗、褚英的白旗、代善的红旗、阿敏的蓝旗。人数多了后，就出现了镶旗，也称“后四旗”。
八旗的出现也如之前的“穆昆制”一样——源自对资源的分配。因此它也具备“穆昆制”的特点，权力的分割与掣肘，产生了以旗为基础的势力集团，直接影响到政治安定。
王朝的成形——从后金到大清
努尔哈赤在的时候，还可以凭借着自己的权威，对待“获取”的资源进行分配时，没人会质疑。但当努尔哈赤死后，最高权力发生的转移。而且随着“后金”政权的规模越来越大，八旗制下的军政体制已经不太能适应这种现实需求，所以要改，皇太极的目光便放到了“汉王朝”身上。
年，皇太极称帝，国号大清，与此同时他还引进了“六部制”。皇太极的六部起初是不设“尚书”的，理由很简单；八旗制下的体制是获取的财物由八旗平分，“六部”的引进与这些“旗主”的根本利益冲突。解决的方法也简单，让各旗主管理各部。
如多尔衮(镶白旗）掌吏部、德格类（正蓝旗）掌户部、萨哈廉(正红旗)掌礼部、岳吒（镶红旗）掌兵部、济尔哈朗（镶蓝旗）掌刑部、阿巴泰(镶黄旗)掌工部。贝勒管部，既可以保证权力集中于宗室贵族手中，又使统治集团核心成员满足于一部分行政权力而不会与中央政权对抗。
将旗与部融合起来，各种势力似乎都在国家机构中找到了位置。即如人事权，各部承政、参政、启心郎等职务的任命，出自汗手，虽然人选的确定(并非所有人选)要经过八旗议政会议，基本上不违汗意，皇太极大致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图逐渐培植忠实的势力。
总之，皇太极年间八旗逐渐向部院制过渡，中央集权也逐步加强。在皇太极称帝后，皇太极与各兄弟旗主的关系，开始转变致君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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