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在一座城市打拼,你是漂流过客、还是主人翁?关键看两样证件:一是户口本,二是房产证。
如果没有自己的房子,租房也能过活。如果没有该城市的户口,想要长期扎根几乎不可能。因为一个人的就业、医疗、社保,尤其是子女教育,都与户口紧密相连。
上一辈人更了解户口的重要。在那个年代,粮油供应、招工就业、异地调动,没有户口指标万万不行。想从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想从小城镇迁入大城市,比登天还难。
一个户口本,凝结了太多家庭的悲欢离合。
时代剧情正在变,城市户口“松口”了
年以来,武汉、郑州、南京、合肥、成都、西安等城市,竞相发布吸引人才落户的优惠政策。
一年之内,西安等城市吸引了数以十万计的年轻新市民。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也坐不住了,积极出台政策,吸引高端人才。
“抢人大战”风起云涌,地方性政策力度空前:精英人才自不必说,就连本科生、专科生,甚至在校大学生都成了香饽饽。只要你来投奔,不仅能享受“快捷落户”与“购房优惠”,还给路费和住宿补贴。
年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有关户籍制度的内容备受瞩目。
文件要点是:常住人口万—万的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常住人口万—万的大城市,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超大特大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
关键词很醒目:“放开、放宽、增加落户规模”。有人据此作出乐观预期:限制自由迁徙的户籍制度将要成为历史了。
如果真是这样,它的意义绝不亚于“全面取消农业税”和“全面放开二胎”。因为这是真正的“数千年未有之大事”。
户籍制度由来已久,几乎贯穿了整部中国史。
历史资料显示:早在商代,就有了原始的人口登记制度,甲骨文记载为“登人”。从商代到西周,再到春秋战国,人口登记终于演化为严密的户籍管理。
说到户籍,必须提到一个人,就是主持秦国变法的商鞅。他虽不是户籍的发明者,却是构建户籍管理制度的祖师爷。
大家知道,商鞅变法有三项重点内容。
第一是强化农业。官府奖励垦荒与耕织,强制推行小家庭制度(子女成年后必须分家),对商人课以重税。以此扩大税源和兵源。
第二是社会严管。商鞅推行“连坐“之法,让百姓相互监督与检举。譬如有一个人犯法,隐匿不报的邻居要以同罪论处,举报者则会获得奖励。
第三是奖励军功。即“以杀敌数量论军功,按军功奖励土地与爵位”。目的是:让打仗杀敌成为秦人博取富贵的途径,且是最主要的途径。
要实现上述三个重点目标,户籍管理是基础。于是,秦国在商鞅主持下,建立了一套相当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
秦法规定:老百姓要按居住地登记户口,五家编为“一伍”,十家编为“一什”。官府按户口征收田赋和人头税、征调兵役和徭役。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进一步强化了户籍管理。记载户口的秦简上,不仅有一个家庭的详细住址(某郡某县某乡某亭某里)、人口情况,还标明了成年男子的年龄。
秦朝覆灭,汉承秦制。
出土的“居延汉简”显示:汉朝的户口册,不仅有姓名、籍贯、年龄等内容,还标注了身高与肤色。譬如“身长七尺三寸,面青黑”。记载可谓详尽,就差照片和身份证号了。
而且,汉朝的户籍管控十分严格。想把户口从乡下迁到城市、从地方迁到京城,别说一般百姓,就连官员也很难办到。
汉元帝时期有一位名叫陈汤的官员,本是山阳瑕丘人(今山东兖州北);他年轻时投奔长安,做了“京漂”。后来几经打拼,当上了西域都护府副校尉。
时值匈奴的郅支单于与汉朝对抗,陈汤矫诏出兵,大破北匈奴,斩杀了郅支单于报捷长安,并留下了那句流传千古的豪言:“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就是这么一位建功封侯的名将,到死也没有获得长安户口。陈汤临终前上表朝廷,希望把家小的户籍留在长安,朝廷不准。陈汤一死,他的妻儿便不得不离开京城、迁往从未居住过的原籍。可见汉代户籍管控之严。
古代的户籍管理也有荒废、瓦解的时候,那便是战乱年代或分裂时代。一旦天下统一,社会回归稳定,王朝便会重建户籍制度,并视为重要国策。
在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负责京城保安工作的靖安司,可以随意调阅户籍资料,甚至可以追踪到个人的住址搬迁。
这虽有文学夸张,但有其历史的真实性。因为唐帝国建立了严密的户籍制度。
《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其后的宋、元、明、清各朝,户籍制度虽有演变,但一直是朝廷管理社会的基本手段。除了有登记人口的“黄册“,还有登记土地、房屋的“鱼鳞册”。
当然,古代的户籍管理,主要是为朝廷征税、征粮、征兵服务。百姓为了自我保护,地方官为了完成任务,谎报、瞒报的情况也十分多见。
譬如:某人考中了进士,他的亲友们会想方设法将人口、土地挂靠在他家名下。为啥呢?就是为了享受赋税减免政策。地方官在上报本地户籍人口时,也常会留出余地,就怕完不成朝廷下达的税赋徭役。
古代户籍更体现着身份、等级、权利、义务的差别。
大家知道,古代社会“编户齐民”,是把社会民众进行了阶层与职业划分,即通常所讲的“士农工商”。
在很多朝代,如果某家被编入“匠籍“,那他只有世代做工匠,不得改行。如果某家被编为“商户“,他的社会地位便居于末流,参加科举亦受限制。
相反,如果一个人生在官宦之家、或博取功名进入士大夫阶层,他便可以获得赋税减免的特权,住宅、车马、服饰也可以享受相应级别待遇。
在满清时代,汉人与旗人的区别更大。有时并非族别差异,而是“籍”别之差。清朝除了“满八旗”,还有“蒙八旗”与“汉八旗”。你有了“旗籍”,就可以享受一份“铁杆庄稼”(旗人不事农工,只许当兵当差,按月领取粮饷)。
活在清朝,最大的恩赐莫过于“抬籍”。譬如康熙朝的佟国纲,便是受到皇帝恩宠,由汉军旗“抬籍”入满洲镶黄旗;佟佳氏由此飞黄腾达。
雍正在位时,对河南巡抚田文镜颇为赏识,便将他从汉籍抬入满洲正黄旗。从此以后,田文镜在上朝奏对之时,就可以自称“奴才”了。这算是天大的恩赐!
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但古代就有“漂一族”
唐代诗人陈子昂与李白,俱是才高八头,可惜都是四川“户口”。为了谋取功名,他们不得不穿越“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漂到首都长安。幸而他们都是富家子弟,否则只会老死山林无人知。
白居易年轻时,也跑到长安求发展。文坛老前辈顾况一看他名字便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其实,帝都长安何止米贵,房价更贵!但是想来的人还是挤破头。这与今天的情形何其相似。
说到底,正因为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别与地区差别,才会出现那么多“漂一族”。但以农为本的王朝绝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形。
你们不老老老实实守着土地,谁来种田纳粮?你们想四处游走做生意,谁来当兵服役?你们都想挤到京城,帝都如何能承受?
这时候,户籍管理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
所以,绝大多数王朝不容许百姓自由迁徙,连和尚、道士都要登记在册。譬如在宋朝,一个人若要出门远行,须取得当地官吏开具的“路引”(相当于“通信证”或“介绍信”)。若投奔到城里的亲友家,也须到官府登记(相当于申报“临时户口”)。
你若没有户口或“路引”,就会被官府当作流民或逃奴抓捕,待遇很惨。因为官府对流民一贯警惕。流民四起、百姓脱籍,意味着一个王朝出现了大危机。
人口流动与地区差距有关,统治者也会意识到这一点,偶尔会出台调节措施。
以科举考试为例,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相差甚大。同为读书人,生在贵州与苏州大不一样。两地产生的举人、进士数量十分悬殊。
雍正皇帝就对此产生过警觉:大量的京官都操一口江浙方言,这不太正常!其实他未必知道,官府衙门的师爷们,十有七八都操一口绍兴话,因为“绍兴师爷遍天下”。这放映出地区发展的严重不平衡。
如何调节平衡呢?古代王朝在科举录取时,会在名额上适当照顾落后地区。就像现在,西藏、海南的高考录取分数线一定比浙江、湖北低很多。
有倾斜政策,就有人钻空子,最典型的就是“高考移民”。其实这种情况在古代就有。
人口要流动,户籍是“闸门”,根源在于“水位差”。
从秦汉直到民国,农民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大多数,农业税赋也一直是政府的主要税源。安土重迁、把人口束缚在土地上,最有利于王朝统治的稳定。
户籍制度像一道“闸门”,限制人口流动;又像一个“筛子”,把不同地位、不同职业的人们筛分为三六九等,让他们安于“身份社会”。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历代王朝大多采取“重农抑商”的国策;为什么户籍制度会在中国长兴不衰。
直到年以后,中国才开启了追赶式的工业化进程。
缺少积累、又要优先发展工业。怎么办?只好让广大农村与农民做出牺牲。于是乎,工农业“剪刀差”、城乡差别、户口壁垒,便成为特定时代的必然产物。
上年纪的人都熟悉三样东西:户口本、粮票、介绍信。无论从乡下进城,还是跨地区出差,这三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寸步难行。
改革开放以后,商品经济大发展,粮票、布票逐渐淡出了历史。介绍信也越来越少用了,因为市场主体多元化了,自带名片就行,不必凡事都申请批准。
只有城市户口,很长时期都像一堵高墙:墙外的人想进去,墙里的人不想出来。为什么?就是因为户口背后的福利差别。
子女读书、医疗社保、以及大城市的购房资质,都与城市户口紧密相连。而且,不同城市的就业机会、创业条件、公共服务、人居环境也存在着显著差别。
因此我们看到:一线发达城市,人口流入压力大;三四五线不发达城市,人口流出现象严重。
市场经济在深化,人流、物流、信息流日趋加大。财税来源、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变化;城乡之间的“水位差”、城市之间的“水位差”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户口这道”闸门”,到了不得不变的时候。
从“闸门”变成“滤网”,户口随时代而进步。
对比而言,改革之前的城市户口,像一道严密的“闸门”;而今天的城市户口,更像一道“滤网”。虽然门槛还在,但个人的选择机会明显增加了。
在最近两年发生的城市“抢人大战”中,高端人才很抢手,有学历、有技术的年轻人也成了香饽饽。更多人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
但我们也面对这样的现实:一些基础差、负债高、产业弱的欠发达城市,即使全面取消落户限制,也乏人问津。一二线大城市虽好,但其高昂的房价与生活成本,也会让许多人望而却步。
另一个隐忧是:许多年轻人到二线城市落户,并非是冲着就业、创业而来,而是看中其相对较低、且给予优惠的“房票“。他们未必会成为常住人口。而另一些常年在城市打拼的人,却因学历、年龄、收入等原因,很难在城市落户。
有人认为,正因为资源不平衡、发展不平衡,设置户口门槛很有必要。殊不知,正是户口门槛固化了这种不平衡。就像一所学校设置了重点班,其实并没有提高整体教学质量,反而使学生出现分化。
户口“松口”了,从“闸门”变成了“滤网”,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但我们应该清醒:地区发展不平衡、公共资源供给不足是客观现实;全面放开户籍,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把户口本换个名称很容易,但要实现公共服务的充足化、均衡化尚需时日,绝非一纸文件就能办到的。
中国的户籍制度已延续了两千多年。伴随着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转型、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我们终于看到了户口松动、走向消解的趋势。
当“户口”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时,我们该用什么方式来庆贺呢?也许,应该建一座“中国户口博物馆“。
我们期待这一天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