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是康雍乾盛世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八旗内部相关制度的改革已趋于稳定。
乾隆在位六十三年期间，在康熙、雍正两朝完善各种制度的奠定下，进一步加强清朝的统治，平定叛乱，扩大疆土，社会、经济、文化等全面发展，同时也加紧扩大清朝的对外影响力。
乾隆朝抬旗制度趋于完善
一乾隆朝抬旗制度趋于完善
1.继续整顿八旗佐领
经整理《钦定八旗通志》发现，乾隆朝更多的是在雍正朝佐领拣选补授的基础上加强对佐领的掌控。根据旗分志中谨案记载，乾隆时期，公中佐领有59支，世管佐领58支，是清朝统治者进一步加强中央统治和维护八旗内部稳定的重要举措。
关于清朝佐领的类型统归为两大类：“公中佐领”和“世袭佐领”，划定世袭佐领和公中佐领的条件是看有无根源，世袭佐领是有根源的佐领且职位世袭，公中佐领是无根源的佐领，佐领的人选是由统治者按照条件选拔且职位不是世袭。
但公中佐领和世袭佐领的划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统治者会根据佐领发展的情况重新确定，因此，二者又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镶黄旗汉军佐领第四参领第六佐领，因唐坊族中连管五次，作族中承袭佐领；正黄旗汉军第三参领第二佐领、第三参领第五佐领，镶蓝旗汉军佐领第一参领第三佐领，因黄姓、马姓、李姓连管五次，改为族中承袭佐领。
对于清朝的佐领拣选补授问题，世袭佐领的承袭不仅关乎八旗组织内部的稳定，甚至关乎清政权统治的巩固，佐领拣选补授的各项制度的完善是乾隆朝整饬旗务的一大进步。
2.解决八旗生计
八旗军队开始进入由国家养赡的时期。清朝统治者本想厚待旗人，给予旗人各种优越的生活条件，解决旗人未来生计，稳定八旗内部统治，但事情的走向却让清朝统治者大失所望。
随着清朝进入康雍乾盛世，旗人生活非但没有跟随清朝政权的发展趋势稳步向前，反而旗人内部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除少数旗人生活条件优渥之外，大多数旗人皆出现靠月饷无法养赡家人的现象，尤其是八旗士兵只能依靠国家养赡，不能从事其他行业，八旗内部的生计问题逐渐成为清朝政府内部无法解决的顽疾。
清朝入关后，顺治帝在国家财政允可下颁布由政府养赡厚待旗人的各种举措，但清朝稳定政权后，尤其是到了康熙年间，八旗人口增长速度加快，康熙朝牛录组织编设问题时有提及到，康熙年间之所以大规模进行佐领编设是因为各佐领人丁数额有所差异，人口滋生过快的佐领会出现生计问题，而人口不足，会阻碍佐领的发展。对于旗人而言，想要领取月俸养赡家人，需要披甲当差。
统治者有意提高上三旗旗人的地位和权利，将上三旗视为国家政权的核心，在各个方面都给予上三旗旗人优越的地位和权力，以此来达到削弱下五旗宗室诸王的势力，从表面上来看，无论是上三旗的旗人还是下五旗的旗人，他们在国家所处的阶层是一样的，但是统治者有意地区分上三旗与下五旗的等级尊卑，因此，旗人之间的不平等在潜移默化中呈现出来。
上三旗与下五旗的改革举措，既提高了清朝统治者君主至上的尊严，削弱了满族贵族对皇权的阻碍，同时也是加强君主集权和适应清朝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促进满蒙汉民族交融
1.融入新鲜血液
八旗组织作为清朝的社会制度和根本组织，在不断扩大政权的同时，八旗组织也融入了新鲜的血液，即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三个成分。
自古以来，部落或者国家之间为了自身的稳定发展，会与周边四邻建立友好关系。作为非中原地区的满族和蒙古族，他们在一些风俗习惯上有很多的相同之处，满族与蒙古休戚相关，满族入主中原后，一直与蒙古各部落保持密切的往来，满蒙密切的友好往来从清朝入关前便存在了，甚至一直持续到清末。
漠南蒙古中的科尔沁蒙古是最早同时也是与清朝皇室往来最为密切的蒙古部落，满蒙两个民族只有建立合作友好的关系才能最大化的保证双方利益不会受损，授予蒙古族高官俸禄，赏赉嘉奖，朝觐宴请，缔结姻亲等等都是笼络的手段。而与此相反的是满汉之间的民族关系更加的复杂，不能以蒙古族的政策来看待汉族。
满汉的民族隔阂因为政治、思想、风俗文化等不同，满族要统治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地区，需要更多的考虑开明的政策，以此来缓解双方矛盾。
如果说政治性的联姻手段是一种满蒙汉之间民族成分中血缘的融合，是一种民族之间彼此交好的象征，那么抬旗也是一种民族之间友好交往的间接体现。
2.抬旗
抬旗作为清朝统治者稳定政权的一种特殊方式，它不仅仅是各民族组织内部的上三旗下五旗之间旗人的身份转换，而是放眼整个八旗组织不同的民族之间的旗人身份转换。
初隶正蓝旗蒙古的莽鹄立，雍正将其抬入满洲镶黄旗；孝康章皇后母家原为汉军正蓝旗，后康熙继位后，改隶满洲镶黄旗；孝哲毅皇后母家原是正蓝旗蒙古，后抬入满洲镶黄旗。
抬旗不会局限于民族成分，不同民族的旗人在政策的许可下旗籍相互调换，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缓解清朝在对待民族关系方面呈现的是“满蒙汉一家”的原则。
旗人通过抬旗的方式，使得各旗之间不再局限于民族身份，满蒙汉各旗之间相互穿插，虽然各旗之间的旗人身份变得复杂多样，但于整体而言，满蒙汉的旗人之间在社会的方方面面相互依赖，相互依存，民族成分也在发生变化。
抬旗制度的作用
一维持八旗组织
1.维持内部统治稳定
清朝历史上最大力度整饬八旗组织的当属雍正帝。雍正继位后，清朝已经步入盛世，君主集权不断加强，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已经随着皇权的不断加强而得到稳固，但如何切割宗室王公与旗下属人的利益关系，使得八旗组织内部更加集权化是雍正上位后面临的难题。
虽然八旗组织经过顺治年间和康熙年间的不断改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控制八旗，但满族早期遗留下来的主仆人身隶属关系依然存在，占据着旗人的思想，并且在八旗内部中呈现复杂的等级联系。
诸申、阿哈即满洲旗、蒙古旗、汉军三旗的旗人，对于所领该旗旗主而言，他们与旗主构成主仆关系，而对于整个清朝而言包括所领旗主皆为统治者的属人；对于世代为奴，地位低微的包衣佐领来说，他们内部也有等级之分，作为上三旗的包衣奴仆，是为皇家服务。
2，兼主奴双重身份
八旗内部因为旗人身兼主奴双重身份，这种复杂性从清朝入关前至入关后都会影响到清朝的君主集权统治，统治者想要牢牢控制八旗组织并不是一朝一夕的。
赏赉分明的政治举措是整顿八旗组织内部的必然，而抬旗这一制度是清朝特殊的政策，抬与不抬在于统治者的决定，他可以按照功劳大小抬旗，也可以按照利益关系抬旗，抬旗的界限并不明确。
与其说抬旗是一种特殊的政策，更不如称抬旗是一种恩赏，这种恩赏是统治者对旗人忠心程度的反馈，同时也是统治者强化自身政权的一种特殊手段。
因为上三旗和下五旗之间的社会地位等级有差，统治者抓住旗人急于转换身份的心理，刺激旗人忠君爱国，但如果抬旗频繁，反而适得其反。雍正改革之初急于求成，频繁给予旗人抬旗的恩赏。
二加强君主集权
1壮大自己的力量
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建立政权的现象并不在少数，而真正由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中原地区，建立起大一统王朝的只有两个，一是蒙古族的元朝，二是满族的清朝。清朝自顺治帝入关后，除保留原有的满族特色外，不断吸取中原地区的政治制度、文化思想、社会习俗，尊重汉族文化，以此进行稳固政权。
但是清朝早期，满族自身落后的社会制度、落后的社会观念、落后的风俗习惯等，不仅影响了清朝的统治，甚至在处理满汉民族关系上也造成不良的影响。
满族是氏族社会，努尔哈赤在起兵建立政权的时候，依靠战争的手段，兼并掠夺其余部落以此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并且将依附来众一起合并编户，组成牛录，建立早期的八旗组织，各组织的领主相对独立，分别管辖自己各旗且领主之位为世袭，领主和旗下属人具有私属性。
正因为八旗是相对独立，后金时期，国家政策的决议需要八旗进行联合会议，各旗以宗族为系相对独立，八旗合一共同组成的政权，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后金的团结，但随着后金政权的不断扩大，八旗联合会议的政策反而影响统治者的地位，各旗之间的派系争斗与后金统治者集权统治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
2.削弱各旗领主的势力
清朝入关后，在中原地区历代王朝的君主集权制度的影响下，清朝统治者必须要加强集权统治，削弱各旗领主的势力，稳固地位。
清初八旗组织内部出现过三次较大的改旗事件。皇太极继位后，加紧削弱八旗宗室的势力，加强自己的集权统治，先是将两黄旗和两白旗旗主进行改旗，将他所领的一旗放在八旗序列的前端，以此削弱三大贝勒的势力，提高自己尊贵的统治者的地位。
为了切割宗室王公与八旗政务的关系，以此巩固君主专制的统治。乾隆时期是清朝鼎盛时期的最后一个阶段。
清朝自入关后，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自我改革，君主专制已达到顶峰，但长期无法根解的旗人生计问题并没有因为清政府的稳定发展而得到缓解，反而在步入乾隆年间后愈发严重化，积压已久的旗人生计问题成为乾隆时期最大的难题。
正是因为历代统治者将八旗作为清朝根本，各种养赡优待的政策间接造成旗人的奢侈懒惰，旗人的生计问题就像一颗毒瘤无法彻底根除，八旗组织作为清朝的根基，可谓是清政府由盛而衰再而亡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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