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明末清初重要人物，率领清军入关，并在之后消灭了李自成、张献忠、弘光、隆武等各政权，是清军入关前后那十来年中清朝事实上的头号人物。
在他去世前，清军已将南明永历朝廷压迫到了西南一隅、岌岌可危，清朝最后能问鼎天下，多尔衮算得上居功至伟。
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多尔衮在顺治七（年）意外暴亡仅两个多月后，他的待遇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顺治下旨宣布了多尔衮十四条罪状，追夺一切封典，毁墓掘尸，并对多尔衮一党进行严厉清算。
表面上看是顺治下的旨意，但当时福临刚满十三周岁，这个年龄难以做出如此杀伐决断，这些决定的作出与皇家另一位重要人物——孝庄皇太后显然脱不了关系。
民间流传的孝庄下嫁多尔衮的传说并没有真实凭据，孝庄的政治智商却是公认的。以孝庄为代表的力量对多尔衮进行如此凶狠的清算，实际也是清朝贵族内政治派系的倾轧。
首先，多尔衮入关后实行的一些政策侵犯了清朝其他权贵的权益。
多尔衮进入北京后，首先是力排众议确定了迁都北京，让远在盛京的小皇帝赶到北京再重新登基了一次，北京从此确定为清朝的首都。
但在当时，这些决定在八旗内部是有不同声音的。
清军进入北京之初，迁都北京并未被提上议事日程。虽然多尔衮坚持认为“京师乃天下之根本”，但以英郡王阿济格为代表的不少满族将领都表示反对。阿济格认为，汉人跟满人是不会一条心的，应该放手劫掠，让将士妇女财富任取，如同皇太极时代数次入关一样，让大家都满载而归。
这是相当一部分满族将领的心声，他们都流连故土，不愿就此改变生活习惯。
多尔衮的战略眼光无疑高出阿济格许多，他力排众议，坚持迁都北京，并且抬出了皇太极生前说过的“若得北京，立即迁都”来，终于使得阿济格等一众满族将领无法再提出异议。
虽然平息了反对，但这决定无疑是得罪人的，即使从日后来看，这个决定对清朝无比正确，但当时也免不了有守旧派为此怨恨多尔衮。
另外，多尔衮为了缓和满汉矛盾，收拢人心，重用汉人官员。从效果来看，这招很管用，但同样有满洲贵族对此反对，认为这会损害满人的利益。
当然，在封建王朝里，大权独揽的多尔衮用人也难免有自己的喜好，这也成为政敌攻击他的理由。多尔衮死后，就有部下揭发“凡伊喜悦之人，不应官者滥官；不合伊者滥降”。
多尔衮赏罚严明，清朝贵族将领犯法，他也同样严惩，这又得罪了一部分人。
这些因素加起来，朝中对多尔衮怀恨在心的人就为数不少。
其次，多尔衮大权独揽，对顺治的地位构成严重威胁。
入关后，清朝坐在龙椅上的皇帝是顺治，实际上的皇帝是多尔衮。举个例子，因为政务都需要多尔衮处理，为了方便，他把皇帝的玺印都拿到了自己府上，方便办公。看上去是为了工作，但这种行为放其他人身上，等同于谋反。
年以后，多尔衮已经不用再向顺治行跪拜礼，“以后凡行礼处，跪拜永远停止”，他的头衔也从“叔父摄政王”变成“皇叔父摄政王”，最后变成了“皇父摄政王”。
顺治看多尔衮的眼神，越来越像曹髦看司马昭一样。
顺治朝不保夕，孝庄自然也是如此，孤儿寡母只能任多尔衮行事，多尔衮不是皇帝胜似皇帝，顺治在多尔衮死后才敢说“睿王摄政，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国家之事，朕既不预，亦未有向朕详陈者”。
多尔衮的飞扬跋扈，无疑在母子二人心中投下恐怖的阴影。并且说实话，如果多尔衮不是狩猎坠马意外死亡，假以时日，正当壮年的多尔衮取代顺治也很有可能。
另外，就是八旗集团内部的互相倾轧。
多尔衮领正白旗、镶白旗两旗，从始至终，他与拥立顺治的正黄旗、镶黄旗两旗的矛盾始终存在。多尔衮为了压制两黄旗，手段也冷酷无情，两黄旗大臣索尼、遏必隆、鳌拜等在多尔衮时代或遭罢黜，或被籍没，结怨极深。
济尔哈朗是努尔哈赤时代的八大贝勒之一，又是皇太极时代四大亲王之一，他和多尔衮开始同为摄政王，名次在多尔衮之前，在八旗内也是德高望重，却被多尔衮一步步踩在了脚底。虽然济尔哈朗为人低调，主动让出了名次，多尔衮却还要羞辱他，他以济尔哈朗的王府超标为由，罢黜了他的辅政王，换上了自己的弟弟多铎。这份羞辱，济尔哈朗自然会铭记于心。
当初与多尔衮争位的豪格则更是被幽禁至死，死后福晋还被多尔衮所纳，更令许多支持豪格的大臣不平。
以上种种，多尔衮在世时当然没人敢乱发议论。如果多尔衮是正常死亡，死前把身后事安排得井井有条，也不会出太大幺蛾子。但多尔衮是突然暴死，也就没来得及安排后事，他自己正值壮年，又怎会想到一次狩猎事故就导致自己离世。
再加上多尔衮本人并无子嗣，弟弟多铎已死，兄长阿济格又是个政治低能，没有了掌握权力的血亲，最后弄得个众叛亲离，群起而攻之后惨遭清算，孝庄和顺治做出如此决定，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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