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顺治五年三月的时候，多尔衮罗织罪名，将政敌肃王豪格定以处死之刑，经顺治帝几次阻止，才免死囚禁，“夺其所属人员”，不久死于狱中。豪格的正蓝旗属员被没收后，本应归其同父异母弟顺治皇帝，但实际是被多尔衮强行占有，多尔衮死后追述其罪状，有如下记录：“前拨正蓝旗隶皇上时……摄政王言：予既摄政，侧目于予者甚多。两黄旗大臣侍卫等人皆信实。予出外欲赖其力以为予卫，俟归政，然后隶于上。”，以自己身为摄政王需增加护卫为由，将正蓝旗暂时隶属于他，等顺治帝长大，他归政后再还给皇帝。在宣示其罪状时也特别提到多尔衮“构陷威逼，使肃亲王不得其死，遂纳其妃，且将官兵、户口、财产等项不行归公，俱以肥己”。这里所说的“官兵、户口、财产等项”，也指的是豪格的正蓝旗，被多尔衮“肥己”即吞并霸占。此后事态的发展，又为多尔衮提供了一个扩充势力的机会。
事隔一年，顺治六年（年）三月，多尔衮同母弟镶白旗主多铎病卒，镶白旗主按理应由多铎嫡子信王多尼继承，史迹表明也被多尔衮占揽，其侄多尼不过是该旗领有佐领的一般王公。据《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六年十二月也即多铎死后九个月，“摄政王多尔衮元妃薨，令两白旗牛录章京以上官员及官员妻皆衣缟素；六旗牛录章京以上官员皆去缨”按顺治元年（年）正月清廷制订的丧制：“和硕福晋薨……王属下官员帽除缨，官员妻俱丧服，大祭毕，除服”。和硕福晋即和硕亲王之妃，这段史料说的是，这种身份的王妃死，丧制：其丈夫和硕亲王“属下官员”也即所领旗下属员帽去红缨，属员之妻则须穿丧服。多尔衮元妃薨，因和硕睿亲王多尔衮有摄政王身份，其元妃地位也高，故属员虽男性，也与其妻一样皆衣丧服。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丧礼独令八旗中的两白旗官员及妻“皆衣缟素”即穿孝服，其他六旗仅官员去帽缨，妻不衣丧服，正表明，镶白旗也和正白旗一样，已成多尔衮所领之旗，因而与其他非统领的六旗有别。后来追论多尔衮罪行时，也述其“欲带伊两旗移驻永平府”，所谓“伊两旗”，也说明当时的朝臣认为他拥有两白旗。自从暂行强占豪格的正蓝旗后，多尔衮便处心积虑地设法把其属员真正变为自己旗下的属员，以图长久性地领有。其手段是，将镶白旗旗人调往正蓝旗，而将正蓝旗原豪格的属员调往镶白旗和正白旗中，主要是镶白旗中，然后使其同母兄弟镶白旗两王多铎、阿济格入主正蓝，但仍领辖旧属，即领辖由镶白调入正蓝的旗人。多尔衮自己则以正白旗主兼领镶白，也即兼顾调入白旗的豪格属人。这样打乱编制，以领白旗之形式占有豪格属员，可免去后人对其夺占正蓝旗之讥。
再者，原正蓝旗还有阿巴泰一支端重王博洛、贝勒岳乐，这是一支颇有权势的宗支，多尔衮不能无故将这一支及其所领牛录调出正蓝，若将自己同母兄弟由镶白调入正蓝，与阿巴泰一支同在正蓝旗，则容易得多，自己也可独占镶白旗。以上计划，大约是征得了其弟镶白旗主多铎的同意，或者达成某种默契，因而自顺治六年一月以前就开始了。据顺治朝内国史院档案六年一月下记载，有镶白旗的甲喇章京喀柱、礼部郎中蒙格图、户部广东司员外郎科依勒、济宁州城守尉乌巴海等“转正蓝旗”，而正蓝旗的江宁府协领坎泰则“转镶白旗”。多铎死后，由于多尔衮成了实际上的镶白旗主，这种调动似乎更频繁了，如镶白旗牛录领催莽吉图转入正蓝旗，多铎所领二十几名旗员最后落籍于正蓝，有相当一部分人大约就是这一时期调入的。
正蓝旗，则自顺治六年六、七月以后，有噶林巴克什、巴特玛、扎色兰、固木布、星讷、阿思哈、拉新、董果罗、乌孙台等人“随牛录”去镶白旗或正白旗，另外，表一中的第１至４号人物原正蓝旗的索浑、唐贵、觉罗巴哈纳、朱玛喇，也明确记载在顺治六、七年两年已经入籍镶白旗了，其他旗人虽无明确时间，也当有一部分人是这一时期调入镶白旗的。在这一过程中，还有原正白旗人调入镶白旗的记录，如顺治六年七月，正白旗的巴社、额森转入镶白。正蓝旗人调入两白旗，大约还有分散豪格原属人的集中性，便于控制的目的。而由正白旗再调一部分人入镶白，则是为抵补新组成的镶白旗的亏缺。这种分散混编，也可模糊新镶白旗乃豪格旧属的印象。
还应说明的是，以上内国史院档所记的人事调动，都是有职务的旗人，在改变旗籍后，因涉及到旗缺，即各旗之人在国家机关的任职分配与平衡关系，因而档案中才必须明确他们原来及转旗后的旗籍，没有职务而转旗者肯定还会不少，只不过没有留下记录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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