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子弟崛起于白山黑水，由弱变强，以几万之众， 蛇吞象一般占领了大江南北，建立了大清王朝。时人夸耀说，“满洲兵至万，横行天下无可敌”。
威风凛凛的八旗，本是努尔哈赤一手创立的集 事、 治、生产三位于一体的组织。初期只有 、白、红、蓝四旗，标帜以色彩相区别；后又增编了四旗，在原有四旗(称作“整旗”或“正旗”)的标帜上镶嵌了边角，即为“镶旗”。正 、镶 、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合称八旗。既是一个小社会，又是一个大兵团。彼此呼应、众志成城，以弓强马壮、纪律严明著称。
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两位创业者，正是依靠这支千锤百炼的子弟兵，突起于白山黑水之间，与一墙之隔的明王朝分庭抗礼，对峙并且交锋。坐守长城的明 ，遥望关外猎猎飘扬的八面战旗，既恨又怕。
现在人说到满洲八旗，都会想到北京茶馆里的那些纨绔子弟。但在十七世纪的东亚，满洲八旗确实是一支横行天下的 之师，斗明朝、平朝鲜、战沙俄、一统中华！这支 队可以说是古代中国 事里 的辉煌。这支 队的装备是相对低劣的，但他的尚武精神和士气都是最出色的。严格的 事编制，险恶的生活条件，强大的生存能力，使这支 队最终能击败明朝统一华夏。但是这支 队最终还是重复了蒙古大 的悲剧。在占领中原以后迅速蜕化，蜕化速度甚至是蒙古 的几倍。
八旗子弟，由什么时候变成一个贬义词了?开疆拓土的威武之师，摇身变作寄生虫式的游手之徒。
八旗子弟，不知不觉被岁月解除了武装,放弃了战马、强弓、利甲，放弃了风餐、露营、野猎，放弃了雄心、壮志、豪情……
愁吃、不愁住、不愁穿之后，八旗子弟的全部心思都用来玩了。这真正是一群古老的“玩主”。反正家务琐事皆有仆佣侍候，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八旗子弟的注意力便由“形而下”转为“形而上”了。虽对生存的技能一窍不通，却很稔熟于生活的艺术：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提笼遛鸟、 马斗狗……
老舍替八旗子弟画过一幅入木三分的肖像：“在满清的末几十年，旗人的生活好像除了吃汉人所供给的米，与花汉人贡献的银子而外，整天整月的都消磨在生活的艺术中。上自王侯，下至旗兵，他们会唱二簧、单弦、大鼓与时调。他们会养鱼、养鸟、养狗、种花和斗蟋蟀。他们之中，甚至也有的写一笔顶好的字，或画点山水，或作些诗词——至不济还会诌几套相当幽默的悦耳的鼓儿词。他们没有力气保卫疆土和稳定 权，可是他们会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了最密切的关系……就是从我们现在还能在北平看到的一些小玩艺儿中，像鸽铃、风鼻烟壶儿、蟋蟀罐子、鸟儿笼子、兔儿爷，我们若是细心的去看，就还能看出一点点旗人怎样在微小的地方花费了最多的心血。”
他同时哀叹“这是个极伟大的亡国的文化”;“再抬眼看北平的文化，我可以说，我们的文化或者只能产生我这样因循苟且的家伙而不能产生壮怀激烈的好汉!我自己惭愧，同时也为我们的文化担忧。当一个文化熟到了稀疏的时候，人们会麻木不仁地把惊心动魄的事情与刺激放在一旁，而专注意到吃喝拉撒的小节目上去……应当先责备那个甚至于把屈膝忍辱叫作喜爱和平的文化。那个文化产生了静穆雍容的天安门，也产生了在天安门前面对着敌人而不敢流血的青年。”
“旗人由骁勇骑射的草原民族而成为专事享乐、过寄生生活的特权阶层，其刚健悍的民族性格退化而为好逸恶劳、颓靡软弱，为京师一地民风的弱化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注脚。而生活要成为一门艺术，必有铁定的前提：富裕和闲适。这就是巴尔扎克所说的，近代风俗是由三个阶层造就的：劳动者造成忙碌生活，思想的人造成艺术家生活，而无所事事的人造就了风雅生活。专事享乐寄生的广大旗人成为传播上层生活文化的中介。”
没有了敌人，骑射还有什么意思?竞走还有什么意思?卧薪尝胆还有什么意思?修长城、造炮舰还有什么意思?和平时期的仪仗队，会几招花拳绣腿就可以了。八旗子弟首先是从精神上开始“退伍”的，由赳赳武夫转为附庸风雅的“文职”——以“文化人”自诩。这还算是好的。有些更成了纸醉金迷的公子王孙，持着折扇、提着鸟笼招摇过市,身后簇拥着打手呀什么的。
至今我们能从某些土著居民的言谈举止中，发现八旗子弟的影子。我把他们这种偏执、骄傲的心理，概括为“八旗子弟后遗症”。他们的生活已进入现代文明社会、进入高科技时代，可某些思想还停留在清朝，停留在封建时代的 一个王朝。他们不去前门外泡茶馆了，改去三里屯泡酒吧；不听京戏了，改看美国大片；不逛八大胡同了，改唱卡拉OK或“蹦迪”；不吃满汉全席了，改吃生猛海鲜……有人将之命名为“新旗人”。
看来八旗子弟阴 不散，随时可能卷土重来。或者说，八旗子弟在新时代里找到了新的替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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