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多年前的北宋元丰五年（公元年）二月的一天，节候虽然已入春季，天气依然很冷。连续几天的阴雨使得江南的河水不断上涨，没有退去的迹象。再有两天就是清明节了，按照旧习，这一天正值寒食。家家户户不举火，吃冷食。相传这样的习俗来源于春秋时期，是为了纪念晋国名士介子推。
春秋时期，晋国内乱，晋献公的太子申生被被晋献公的宠妃骊姬陷害致死。公子重耳和夷吾为了躲避后母骊姬的迫害，也纷纷流亡国外。在流亡中，重耳曾绝粮多日，贫病交加，找不到任何吃的，眼看就要晕倒。随从的贤士介子推便悄悄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与采摘来的野菜同煮成汤，给重耳喝。当重耳得知自己吃的是介子推腿上的肉时，大受感动说，有朝一日做了君王，一定要好好报答介子推。后来，重耳终于即位作了晋文公，在进行封赏时他忘记了介子推对他的救命之恩。
介子推看到有些人单单是为了讨得封赏，追逐荣华，而鼓动巧舌，夸大功绩，心里很是鄙夷。他丝毫也没有对功名利禄的艳羡，不愿意与这些人为伍，便不辞而别，背着老母到山西介休绵山上隐居起来。
晋文公得知后，后悔不已，为了逼迫介子推出山，他下令放火，三面烧山，留一面为出口。没想到大火烧了三天三夜也没见到介子推的影子。最后，人们在一棵烧焦的大柳树下发现了介子推母子的尸体。他们拒不出山被活活烧死在大柳树下抱树而死。就是为了纪念这位宁肯失去生命也不愿丧失忠贞与气节的义士，每逢这天，也就是清明节的前两天，人们不动火而吃冷食，这天也被后人定为“寒食节”。
介子推墓二
介子推割股奉君的事情已经远去了，时隔多年后的又一个寒食节，在长江中游北岸，湖北东部的黄州，这里形势险要，武汉三镇即在它的西面。
在城东附近一大片废营田上的房子里，一位形容消瘦，骨骼清奇的中年人正无奈地坐屋内，房间四壁挂满了画着雪景的图画，这样的布置颇为不俗。这里离江边并不远，临窗便可见浩瀚的江水滚滚东去。在这位中年人的脸上露出孤独与苦闷，唯有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透过窗子，投射出心中的愤懑与不平。
他，望着窗外绵绵的阴雨，雨水不断刷洗着原本就潮湿的墙柱与房檐；望着窗外的海棠花，不知何时已被风雨摧残到地上的污泥中；望着远处郊外在雨中疾走的行人；望着祭扫归来散落在地的纸钱……这一切，蓦地使他想起：原来，又到了一个寒食节了，这已经我是来黄州经过的第三个寒食了。长途跋涉，远离了家乡，我的亲人们在哪儿呢？先人的坟墓在哪儿呢？突然，对半生的际遇的感叹与眼前的景物交织在一起，一股诗思在胸中涌动，如鱼骨鲠，他迅速地从桌案上抓起笔来，蘸墨理纸，挥毫写下：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闇（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须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鸟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
此时他的脑中浮想联翩，忧愤与苦闷犹如被窗外的雨水裹挟着，纷纷而来下。沉吟片刻后……突然接连写了三个大字“哭”、“途”、“穷”，紧接着写下最后一句——死灰吹不起。诗的末尾署“右黄州寒食二首”。这位中年人，就是北宋一朝名震宇内的仕林领袖、文艺全才——苏轼；这一年正是北宋元丰五年（公元年），他47岁。令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刚刚完成的这幅书作，在多年以后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人们将它与东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唐代颜真卿的《祭侄文稿》相并论。这便是苏轼书写的《黄州寒食帖》。
《寒食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苏轼，生于北宋景祐四年（公元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四川眉州眉山人，宋仁宗嘉佑年间进士。他生长在号称“百年无事”的北宋中页，是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若论其诗，题材广阔，清新劲健，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若论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若论其文，如“精金美玉”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与其父苏洵、弟苏辙并称“三苏”，同列“唐宋古文八大家”；若论其书，引领北宋尚意书风，列宋代书家之首，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北宋书坛四大家”；若论其画，师法文同，喜作枯木怪石，于士夫画开风气之先。
在36岁以前，苏轼的仕途可谓占尽风光。他7岁时，便知欧阳修、梅尧臣在文坛的盛名；22岁时，与弟苏辙应试礼部，兄弟同科进士及第。文章深受主考官欧阳修赞赏，是时，父子三人名震京师；26岁时，参加制科考试，中第三等，为“百年第一”，受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当熙宁二年（公元年），神宗皇帝支持宰相王安石推行新法时，他几次向皇帝进言，上书抨击新法的弊端，且在自己的诗文中讽刺新法。苏轼的议论自然引起了王安石的不满。因与新党议论不合，苏轼自请外放，离开京师汴梁这个是非之地，出任杭州通判，转知密、徐、湖三州。
任杭州通判时，苏轼亲率民众整治淤塞已久的西湖，修出了一道苏堤。任徐州知州时，又引领军民抗洪，徐州城才得以保全……虽然在地方上政绩卓著，然而就在苏轼44岁时的元丰二年（公元年）三月移知湖州时，四月到任，紧接着一场大祸正在向他逼近……
三
这年四月，苏轼调任湖州，在例行公事的《湖州谢上表》中，带有牢骚。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于元丰二年（公元年）三月二十七日弹奏：“知湖州苏轼《谢上表》，其中有言‘（苏轼）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近；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宣传中外，孰不惊叹。……”文中的“新进”暗指王安石引荐的新人。这无疑触怒了这些当权的新进。他们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诽谤朝廷，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但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御史中丞李定以及舒亶、何正臣等人更是借机搜罗苏轼议论新法的诗文，罗织了苏轼四大该杀罪状——“怙终不悔，其恶已著”；“傲悖之语，日闻中外”；“言伪而辩，行伪而坚”；“一切（指新法）毁之，以为非是”。（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元丰二年七月己巳”条）
实际上，在这些事情的背后，既有以苏轼、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和与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在政见上的不合；也有以苏轼、苏辙为代表的“蜀党”和以程颐、程颢为代表的“洛党”在思想上的分歧。积怨已久，一触即发！八月，苏轼突然被从湖州任上拘捕，押解至京后，投入御史台狱，严刑逼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就是御史台，汉代以来因御史台官署内遍植柏树，常有很多乌鸦栖息筑巢，因此人们称御史台为“乌台”或“柏台”。据史料记载，在乌台诗案中被贬和责罚的官员共25人，其中绝大部分与苏轼一样是新法的反对者。（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乌台诗案最为深刻的影响即在于它揭开了北宋新旧党争过程中以“文字”交相报复的序幕。（萧庆伟《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
十二月二十四日，结案，出狱后的苏轼接连被销去两个官职。二十九日责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翌年二月到达黄州贬所。所谓“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监外执行，监视居住，不得擅自离开该地，并剥夺一切政治权利。对于这位曾经有着经世致用之心，又不愿受礼法约束的天才文人而言，实际上已经沦为一名被严加管束的要犯了；这对他不能不说是个莫大的打击。从汴京到黄州，苏轼整整走了1个月。在到黄州的第二年，为解决生活问题，黄州知州徐大受（字君猷，福建东海人，弟徐大正，字得之，二人与苏轼皆为至交）批准了苏轼的请求，在黄州城东门附近开辟出一块数十亩的坡地。这里本是前朝遗留下来的废营田，经过整治辟为农田，躬耕其中，从此苏轼过上了自食其力的生活。他仰慕前朝大诗人白居易。唐元和十五年（公元年），白居易被贬为四川重庆忠州刺史，曾在忠州城东坡上栽花、种树，享闲适之乐。苏轼效法白居易的贬谪生活，从此他便有了个新的雅号——东坡居士，后人亦称他为“苏东坡”。他又盖起了几间瓦房，房屋建成时恰逢初春，四周积雪未化，又因为苏轼爱雪之晶莹、洁白，犹如士夫的品格，他便在屋内四壁挂上雪景图，名曰“东坡雪堂”。
……
黄州东坡赤壁长期的贬谪生活令苏轼感到时间在不知不觉地流逝；而自已也悄悄过了而立之年，渐渐老去。当他怀着百感交集的心情写完了《黄州寒食诗二首》后，放下笔；不觉想起了小时候，母亲程氏教他读《后汉书》的情景；想起了成年后，与弟弟苏辙一同赴礼部参加科举考试的情景，往事历历在目……
在苏轼10岁的时候，父亲苏辙游学四方，母亲程氏亲自教他读书。每当听母亲讲到治国兴亡的教训时，小苏轼便能言其大要。一次母亲教他读《后汉书》，当讲到《党锢列传·范滂》时，他看到母亲也被范滂的那种不畏强权，舍生赴义的精神所感动，而发出叹息。小苏轼就问：“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母亲回答说：“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事见《宋史·苏轼列传》、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终于，在苏轼长到22岁时的嘉祐二年（公元年），与苏辙一同赴京参加礼部科举考试，苏轼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受到了主考官欧阳修，编排评定官梅尧臣的极力赞誉。欧阳修比苏轼年长30岁，在看了苏轼的文章后激动地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欧阳修《与梅圣俞书》）这一切语速时候来的人生际遇不无关系。
在地方上作知州的经历，以及贬官黄州的现实生活，使他深切地认识到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并非一无是处.。曾经的书生意气与年少轻狂渐渐化为对生活积极与旷达。看着眼前东逝的江水夹带着萧瑟的春景顺流而下，以及远处三三两两上坟的行人，苏轼感到：当年晋文公欲用介子推而误把他烧死，这与自己无端受到猜忌的遭遇不是很相似么？贤士介子推的形像成了对自己前半生经历的投射。
纵观苏轼一生，多次被贬：44岁时，被贬湖北黄州；59岁时；再贬广东惠州；62岁时，三贬海南儋州。乌台诗案是他一生前后阶段的转折点，在黄州所做的《黄州寒食帖》也成为他前、后两个阶段不同书风的转折。
四
《黄州寒食诗二首》即后人们所说的《黄州寒食帖》，因为是诗稿，故文字间多有勾点。此帖虽录两诗，但就其中所表达的内容、流露出作者的心境及显示书法气韵来看，却要将两首诗连贯起来欣赏，不可割裂。
第一首，“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起句平平，并无警策。用笔也还算工稳，未见跌宕。然而在这平静的语气中显示出一种人为的压抑，因病而错失花期，此时的诗人已是被弃，他的价值就像荒野里的海棠花一样，徒自美好。但他毕竟已经被弃置三年了，苦闷不可能永久被压抑，于是便有了“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的感叹。这里面隐含着一种焦虑，这种焦虑源自于对春天的留恋与落空。越是执着于希望春天与他暂时相赏，春天就越是脚步匆匆，不给他以流连的机会。荒野里原本娇艳的海棠花一夜之间便“零落成泥辗作尘”，这难道不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沦落吗？是什么造就了这场巨大的悲剧？是一股巨大的超越于个人的力量。在它面前，诗人显得那样无能为力。
第二首，初始便由“春江欲入户”、“小屋如渔舟”给人风雨飘摇的感觉，引发出对自己身世的感叹，笔势也随之略呈歪斜，摇曳奔放，有人书渐老之势。紧接着，“空庖”、“寒菜”、“破灶”、“湿苇”一连串的词语写出了条件的简陋和贬谪生活的艰苦。寒食节的习俗是不举火而吃冷食，可是苏轼的“不举火”，哪里仅仅是因为寒食呢？在这个偏僻的地方实在是“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物质与精神对苏轼造成了双重的折磨。随着字体由小变大，情感也如破闸之水奔涌而出。“鸟衔纸”的“纸”字末笔一竖加长，突如其来，状如悬针，气势凛然。常言道“一字入公门，九牛拽不出”，苏轼毕竟是因为文字案入狱，“君门深九重”，不能扣帝阍而剖白，但“坟墓在万里”却是“私门”的莫大不幸。铩羽之翅，又岂能飞越祭扫？只恐是死灰屡溺再也不能复燃。及至“哭穷图”三字，体势陡然增大，胸中郁闷尽泻笔端。末句“死灰吹不起”又笔转迟重，将情感之闸渐渐收住。
综观此帖，气韵生动。既有缓起渐快的节奏；也有由小及大的字体；复有由细变粗的笔姿；更有始淡终浓的墨趣。笔势亦随心情，从郁闷到奔放，从缓慢到急促，再到迟重，高潮迭起。笔墨流转与心境相起伏，令观者动容。它是苏轼兴到而书的神来之笔；是诗文与书法结合的千古佳作；它在书法史上的地位是后世书家所难以企及的。
清代书法家梁巘在其《评书帖》中以“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对各个历史时期的书法风貌与审美追求做出简单明了的概括。在北宋也活跃着以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书家，苏轼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他既是“尚意”书风的倡导者，又是书坛上的领军人物。黄庭坚、米芾等人皆出入其门下，各自扮演着烘云托月的作用。所谓“尚意”，是相对于唐代“尚法”而言的。“意”是“法”的对立面。苏轼自己在诗里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石苍舒醉墨堂》）。这里所说的“无法”，不是没有法度，而是不拘泥于成法，不受成法的束缚，做到法为我用，以书法写出自己的个性与真性情。
如果我们将《兰亭集序》、《祭侄文稿》、《黄州寒食帖》这三大行书放在几千年书法史中去审视，会发现，他们的作者王羲之、颜真卿、苏轼恰恰分别是“尚韵”、“尚法”、“尚意”书风的代表人物，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似乎告诉我们，在不同朝代涌现出的名家名作看似是偶然的现象，实际上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些名家名作的出现与书法审美转变有着必然的联系。可以这样说，以苏轼为代表的“尚意”书风的出现是对前朝“韵”与“法”的集大成。《黄州寒食帖》正是苏轼在早年学习“二王”与颜真卿书风的基础上，结合了自己的笔墨修养，直书胸臆，以尽意适兴为快的书法佳作。
五
《黄州寒食帖》诞生后，自两宋历经元、明、清三代，辗转流传，直到当代，其身事就像它的作者苏轼一样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
先是于北宋时流传到河南永安县令张浩手中，因为张浩与“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相熟识，元符三年（公元年）七月，张浩携此卷到四川眉州青神县谒见黄庭坚。黄庭坚见后，十分倾倒。此时的苏轼已是多次被贬，于绍圣四年（公元年）四月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属今海南岛）安置，不得签书公事。黄庭坚因思念远谪海南的师友，激动之情难以自禁，于是欣然命笔：
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
黄庭坚跋黄庭坚评语精当，书法妙绝，气酣而笔健，可与苏诗、苏字并列而珠联璧合。
南宋初年，张浩的侄孙张縯在卷后后另纸题记：
东坡老仙三诗，先世旧所藏。伯祖永安大夫尝谒山谷于眉之青神，有携行书帖山谷皆跋其后，此诗其一也。老仙文笔高妙，灿若霄汉。云霞之丽，山谷又发扬蹈厉之，可为绝代之珍矣。昔曾大父礼院官中秘书，与李常公择为僚。山谷母夫人公择女弟也。山谷与永安帖自言，识先礼院于公择舅坐上，由是与永安游好。有先礼院所藏《昭陵御飞白记》及曾叔祖《庐山府君志名》皆列《山谷集》，惟诸跋世不尽见。此跋尤恢奇，因详著卷后。永安为河南属邑，伯祖尝为之宰云。三晋张縯季长甫懿文堂书。
自此，张縯是第一个称此卷被称之为“帖”的人。
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则在帖后题曰：
余生平见东坡先生真迹不下三十余卷，必以此为甲观，书摹刻《戏鸿堂法帖》中。董其昌观并题。
清代，《黄州寒食帖》被内府收藏，经重新装裱后置于紫禁城乐寿堂内。至乾隆时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中；其内容又被摹刻于《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乾隆十三年（公元年）四月初八日，乾隆帝于隔水处御题：
东坡书豪宕秀逸，为颜、杨以后一人。此卷乃谪黄州日所书，后有山谷跋，倾倒已极，所谓无意于佳乃佳者。坡《论书诗》云“读书万卷始通神”，若区区于点画波磔间求之，则失之远矣。乾隆戊辰清和月上浣八日。
为彰往事，又用上好的仿澄心堂花笺纸题写“雪堂余韵”四字。
到了近代，列强入侵，国势衰微，与其它众多国宝一样，《黄州寒食帖》命运多舛。清咸丰十年（公元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黄州寒食帖》险遭焚毁，因此留下了火烧过的痕迹。旋即流落民间，为广东人冯展云所得；冯展云去世后，被文渊阁大学士，北京国子监祭酒盛昱（字伯羲、伯熙等，号韵莳等，爱新觉罗氏，满洲镶白旗人）密藏。盛昱去世后，复由大收藏，书画鉴定家完颜景贤（字享父、任斋，号朴孙、卯庵、小如岸等，满洲镶黄旗人）购得，并于民国六年（公元年）在北京书画展览会上展出，受到收藏界的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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