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清朝建立以后，礼制、律法、官制、后宫等诸多方面都“依前明例”，唯独对宗室王公的分封办法恰与前明相反。明朝对宗室王公奉行“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的不临民、不治事制度，而清朝对宗室王公则奉行“但予嘉名，不加郡国”，甚至可令宗室王公“内襄政本，外领师干”。
通俗点讲，清朝给予宗室王公爵位的加封，但只令其建府于京中，非旨不得擅离京城。顺治年间，顺治皇帝逐渐确定了根据皇子爵位等级的不同，给予一定规模王府另居的制度。王府设有专门的属官、侍卫、太监，还配有一定数量的包衣佐领、下五旗旗分佐领。在皇帝“赐府另居”的同时，一般还会赐予一定数量的田产、物产或者买卖店铺，于是一个以皇子为中心的庞大社会群体便逐渐形成。
只是这大张旗鼓的“赐府另居”，加入“禁抑宗藩”的原则后，便成了一项关乎分化王权、稳固皇权的政治制度。
清代王府旧址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充分吸取了前朝历代的灭国之因，制定了诸多防止外戚干政、母后擅权的有效制度，《清稗类钞·宫闱类》对清代皇子出生以来的各个年龄段予以了较为明确的记载，能让我们大致得出这种制度的无情和有效：
皇子生，无论嫡庶，甫堕地，即有保姆持付乳媪手。既断乳，即去乳母，增谙达，凡饮食言语行步礼节皆教之。六岁，备小冠小袍袿小靴，令随众站班当差，教之上学，即上书房也。十二岁，有满文谙达教满语。十四岁，教弓矢骑射。至十六或十八而婚。
这种制度有种较为明显的特点，那就是“惟与生母相见有定时，见亦不能多言”。自幼与生母别离，虽然太过不近人情，但却能充分保证皇帝和生母之间的关系生疏，有效防止母后擅权的负面情况出现。
只是大婚以后，就代表着皇子业已成年，再居于皇宫自然不再合适，于是便有了皇帝的“赐府另居”。
府邸建制
“赐府另居”制度，开始于顺治元年，经过顺治五年和顺治九年的两次完善，这一制度才基本形成。只是，当时的顺治皇帝尚未生育皇嗣，这项“赐府另居”制度只针对那些“国初开创，栉风沐雨，以百战定天下”的功勋宗亲。可皇室宗亲的功劳不同，赐府的规模自然不能等同，于是一个依据爵位等级而赐予相应规模府邸的衡量办法，自然而然的产生。
根据乾隆朝所成《皇朝通典·卷四十》的记载，清朝宗室爵位分为六级十二等，分别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将军。依据于此，顺治皇帝制定了极为详细的王公府邸规模。
根据《清实录·世祖实录》的记载，顺治皇帝于顺治九年颁布条令，先行明确了从亲王到宗室公爵的府邸建制：
亲王：基高十尺，外周围墙。正门，广五间，启门三。正殿，广七间，前挥周围石栏。左右翼楼，各广九间。后殿，广五间。夜室二重，各广五间。后楼一重，上下各广七间。自后殿至楼，左右均列广虎。正门、殿、寝，均绿色琉璃瓦。
除此之外，“亲王”府邸的后楼、翼楼、旁房的用瓦、镇兽、门柱、金钉、贴金、绘画、窗楹等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清代王府内景郡王（包括“世子”爵位）：高八尺。正门一重，正屋四重。正楼一重。其间数、修广及正门金钉、正屋压脊，均减亲王七分之二。梁栋贴金，绘画四爪云蟒，各色花卉。正屋不设座，余与亲王府同。
贝勒：高六尺。正门三间，启门一。堂屋五重，各广五间，均用筒瓦。压脊二，狮子、海马。门柱红青油饰。梁栋贴金，彩画花草。余与郡王府同。
贝子：基高二尺。正房三间，启门一。堂屋四重，各广五间。脊安望兽，余与贝勒府同。
“贝子”以下的宗室“公爵”，“均与贝子府同”。
也就是说，根据宗室爵位的不同，所赐府邸的地基高度、房间数量、门窗数量等等均有不同，用以区别爵位等级的补服图案也在府邸绘画中有着相对应的表现。等级森严、尊卑分明，仍然是宗室王公“赐府另居”的主要特点。这也是后世宗亲中“王府逾制”罪行的根本依据。
清代王府大门上的“金钉”“赐府另居”的特点和过程
根据《皇朝通典》的记载，皇子一般到了15岁，便由宗人府向皇帝提请分封谕旨，让皇帝钦定皇子爵位，赏赐府邸另居，脱离皇宫开始独自生活。
康熙十四年，康熙皇帝下达了第一道“赐府另居”的谕旨，只不过分封对象依然是皇室宗亲，而非当朝皇子——恭亲王常宁（顺治皇帝第五子）、纯亲王隆禧（顺治皇帝第七子）。
在康熙皇帝的这道谕旨中，我们能明确得出“赐府另居”的另两个特点：
1、康熙皇帝下令，“着常宁在正蓝旗、隆禧在镶白旗”，此即为宗室分封的地点所在。
2、“亲王册封外藩，工部题明，遣官营造府邸”，也就是说宗亲府邸的营造工作由工部一力承担。
雍正十三年九月，刚刚继位的乾隆皇帝对諴亲王、和亲王下令赐府，我们能够大致得出“赐府分居”的整个过程。
《清实录·高宗实录》记载了乾隆皇帝的这道谕旨：
皇叔胤秘、皇弟弘昼向荷皇考深恩，封以亲王之爵。但册封之典。尚未举行。又二王尚居住紫禁城内。应如何册封，并踢居王府，分予护卫、给赌家资，务期妥协宽裕之处。著总理事务王大臣，会同礼部、内务府斟酌缓急，详议具奏。
乾隆二年，由工部承建的两座府邸落成，乾隆皇帝“亲临阅视”，并下令由内务府总管带领内务府属员，“送二王迁往府邸”。
“赐府”的配套赏赐
“赐府”，只是一个给了皇子或者宗亲王公一个居住的地方，并不能让王府实现正常运转，无法显示皇恩浩荡，更不能实现皇帝予以分封的根本目的——分化王权、稳固皇权。
所以，皇帝在给予宗亲、皇子“赐府”外，还要给予经济体系、属官体系和统辖役人的配给。
经济体系的建立
顺治十年，清廷制定了明确的爵位俸禄制度，此为“赐府”王公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皇朝通典》对于宗亲王公的俸禄有着明确记载：
亲王，岁给傣银一万两；世子，六千两；郡王，五千两；长子，三千两；贝勒，二千五百两；贝子，一千三百两；镇国公，七百两；辅国公，五百两。每银一两，给米一斛。
如此俸禄，虽然在清朝时期属于绝对的“高薪”，但却也无法满足王府庞大的日常开支、刚需所用。更何况，宗亲王公们还有着千奇百怪的特殊嗜好，还需要豢养各种人等，如果再有个结党需要，更需要巨额金银支撑。
清代官银所以，在正常的爵位俸禄外，皇帝一般还会恩赐庄园、田产、商铺并服役人丁。康熙六年，清廷制定了较为详细的“赐府”附加赏赐：
亲王：得赏赐大粮庄、银庄、瓜园、菜园、果园等四十二所。投充人、新丁、炭军、灰军、煤军共计一千七百七十五丁。郡王：得赏赐各类庄园二十所，投充人一百户、探捕户二十名、牲丁十五名。炭军、灰军、煤军各五十名。
也就是说，除了正常的工资外，皇帝还会赏赐给宗亲王公诸多“生财之道”，以满足王府的庞大开支。田产、店铺来的更为直接，几乎成为了王府主要的财源。
属官体系的建立
王府建成，王府的属官体系也会迅速建立，执掌王府诸等庶务甚至协助王公参与朝政、处理所领差事。王府的属官体系主要包括三类人：
第一类：王府总管，代表官职——长使。清代王府的长使权力非常大，除了“掌府中之政令、率僚属以各领其府事”外，甚至还可以跟随王公参与政事，直到康熙皇帝于康熙八年以“会议之事，俱系国家重大机密事务，理应极其慎密”为由，予以禁止。
第二类：护卫，代表官职——一二三护卫。毕竟是皇室宗亲，身边的护卫也绝对不能含糊，根据爵位等级的不同，予以不同数量、不同等级的护卫，也属皇帝的特殊恩赐。
一二三等侍卫形象第三类：礼制引导，代表官职——典仪。典仪执掌王府的生活事务，比如膳食、开支、修葺等具体事务。
第四类：护军，亦称为“甲兵”。除了王公的护卫外，王府还配备一定数量的护军，负责护卫王府安全。王府甲兵数量并不确定，随皇帝的个人意愿而定。
除护军外，《皇朝通典》对王府中的长使、护卫、典仪等有着明确的配备数量规定：
亲王：设长史一人；一等护卫六人，二等护卫六人，三等护卫八人；四品典仪二人，五品典仪二人，六品典仪二人。郡王：设长史一人；一、二、三等护卫共十五人；五、六品典仪共四人。贝勒：设司仪长一人；二、三等护卫共十人；五、六品典仪共三人。贝子以下，不设长使，仅护卫、典仪人数递减。
王府护军的数量，我们需要给予着重说明。王府的属官们，由朝廷支应俸禄，也就是说，这些属官从根本上讲只属于朝廷，并不属于所在王府。皇位传承不断，宗亲王公就会源源不断的出现，仅是支应这些王府属官就是一项浩大的开支。按照雍正皇帝的说法，如果任其发展，“不但钱粮不敷，即米石亦不能足”。但长使、护卫、典仪已被明确规定，皇帝也只能从护军数量上寻找压缩开支的办法。
于是，雍正皇帝对王府护军的数量予以了明确规定：
嗣后，亲王护军、领催定为四十名、马甲一百六十名，共钱粮二百份；郡王护军、领催定为三十名、马甲一百二十名，共钱粮一百五十份；贝勒护军、领催定为二十名，马甲八十名，共钱粮一百份；贝子护军、领催定为十六名，马甲六十四名，共钱粮八十份等等。
统辖役人的划归
建立了经济和属官体系，“赐府分居”以后的宗亲、皇子们还会被赐予一定数量的包衣佐领和八旗旗分佐领，也就是分给具体的管辖人群。这项制度开始于努尔哈赤时期的“八旗制度”，包衣佐领即为奴仆；旗分佐领，即为下五旗的旗人。
也就是说，“赐府分居”以后的宗亲、皇子们，能够得到一定数量的私属奴仆，和一定数量的管辖旗人，以保证他们的主子身份和尊崇地位。
自此，一个拥有系统经济体系、完整属官体系和下辖民众、奴仆的社会集合体——王府，才正式形成。
清朝八旗“赐府分居”中的王权分化、皇权稳固
从上述王府的规制来看，一位王公几乎等同于王府中的“皇帝”，权力巨大。再加上努尔哈赤时期，对宗亲王公诸多特殊权利的赋予，“赐府分居”以后的宗亲、皇子们很容易形成私人势力，进而严重威胁皇权。
行至康熙朝，康熙皇帝甚至认为“凡事端之生，皆由五旗而起”，皇权和王权之间的矛盾逐渐变的公开化、明朗化、尖锐化。而经过“九子夺嫡”事件残酷洗礼的雍正皇帝，更是深深明白王权对皇权的极大威胁。乾隆朝初期的“弘晳逆案”，更让乾隆皇帝对王权威胁有了清醒认识。
于是，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努力，“禁抑宗藩”的原则便逐渐渗透到了“赐府分居”的制度中，有效分化了王权、稳固了皇权。其中，雍正皇帝对于“禁抑宗藩”的贯彻更为彻底、明确，主要有以下两项办法：
1、禁止诸王随意役使旗分佐领人等
雍正皇帝认为，下五旗虽然各有诸王率领，但真正主子还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五旗之人，竟有二主”的情况绝对不能出现。于是，雍正皇帝明确规定，诸王不得随意役使下辖旗分佐领，甚至连包衣佐领的指配也必须先行请旨，得到皇帝许可后，方能施行。
如果诸王下辖的旗分佐领中，存在爵位较低的皇室宗亲，则“置于该旗公中，令在上三旗行走”，令其脱离诸王约束，直接归为皇帝管辖。雍正皇帝的目的非常明确，就一句话——其宗室、觉罗之佐领，惟朕可以役使耳。
在“赐府分居”以后的佐领赏给中，雍正皇帝将诸王的管辖权进一步压缩，甚至直接剥夺了役使权，有效制约了诸王私人势力的形成，对王权分化有着极为关键的影响。
雍正朝诸王代表人物——廉亲王允禩2、严禁朝臣同诸王交往
康熙朝晚期的“九子夺嫡”事件之所以出现，和皇子同朝臣之间的串联、结党行为有着直接关系。雍正皇帝继位初期，根基不稳、皇权不固，诸王府中仍有朝臣不断往来，暗中结党，对雍正皇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对雍正新政也有着不同程度的掣肘。
为了杜绝这种情况，雍正皇帝早在雍正元年正月就发布了一道严旨禁令：
凡上三旗大臣侍卫官员人等，俱不许在诸王门下行走。即诸王属下人，非该属处，亦不许私相往来。嗣后如有私相行走之人，一经查出，即行参革。
至于诸王“招纳之事”、“大臣往来王府”等情况，雍正皇帝更是发现一例，严惩一例，绝不姑息。
两项措施下，诸王基本成为了只能闲散度日、了无事事的“闲王”，只有地位，没有权力，更谈不上对皇权的有效威胁。行至乾隆朝，乾隆皇帝以雷霆手段处理完“弘晳逆案”以后，这种“禁抑宗藩”的原则变得更为光明正大，理所应当。自此，延续上百年的皇权、王权之争，以“赐府另居”的方式宣告了王权的完败。
晚清皇室宗亲形象后记
“赐府另居”的宗亲王公们，在“禁抑宗藩”的原则影响下，变得只懂放纵享乐、消极度日，甚至产生较为严重的生理变态。热衷“出活丧”的和亲王弘昼，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案例。行至晚清，这些宗亲王公们更是发展到沉迷享乐、不问世事的荒唐地步，“有效”促进了清王朝的灭亡。
就此来看，王权虽有威胁，但其毕竟是皇权的附属。王权不再，皇权的消失亦不久矣。
参考文献：《清史稿·诸王列传》、《钦定大清会典则例》、《皇朝通典》、《清实录》、《清稗类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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