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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硕正说乾隆下江南从中国国家博物馆

林硕

正说乾隆下江南——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乾隆南巡图》谈起

文ˉ林硕

清高宗弘历自乾隆十六年（）至乾隆四十九年（），六下江南，在坊间留下颇多稗史。中国国家博物馆庋藏的十二卷纸本设色《乾隆南巡图》乃如意馆画师徐扬奉旨所绘，是研究、解读弘历南巡最重要的文物之一。本文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乾隆南巡图》为线索，通过《清实录》《清史稿》《钦定南巡盛典》《八旗通志》等正史，辅以南巡沿途苏州、镇江各州府县志，采取文物与文献相结合的方式，廓清“南巡起因”“高宗海宁探母”“南巡不过济南城”以及“继后断发”等传闻之真伪，正说乾隆下江南。

《乾隆南巡图》弘历徐扬富察氏那拉氏

一、《乾隆南巡图》与徐扬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乾隆南巡图》凡十二卷，纸本，设色，总长度达到.17米，卷名依次为《启跸京师》《过德州》《渡黄河》《阅视黄淮河工》《金山放船至焦山》《驻跸姑苏》《入浙江境到嘉兴烟雨楼》《驻跸杭州》《绍兴谒大禹庙》《江宁阅兵》《顺河集离舟登陆》《回銮紫禁城》。此图分为绢本与纸本，均由圆明园如意馆的宫廷画师徐扬绘制，以传统写实手法描绘了清高宗弘历在乾隆十六年()第一次南巡途中省访问俗、巡视黄淮河工、祭祀大禹陵及江宁大阅兵等一系列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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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阊门内外，国博藏《乾隆南巡图》之《驻跸姑苏》卷（局部）

《乾隆南巡图》执笔人徐扬，表字云亭，苏州府吴县人士，家住阊门专诸巷。专诸即春秋时期的“四大刺客”之一，鱼肠剑刺杀王僚，名满天下；而阊门的声名较之专诸毫不逊色。此处地连京杭大运河，商贾云集、五水辐辏，尤其是明清时期，自阊门至枫桥的上塘河畔，可谓巨货如山、花灯十里，是全苏州乃至江南最为繁华兴盛的商业街。正是在这种生活氛围中耳濡目染，徐扬才能创作出《姑苏繁华图》与《乾隆南巡图》等传世名作。然而，尽管徐扬的绘画技法笔墨精道，但终究囿于姑苏一隅之地，尚未蜚声画坛。乾隆十六年（），他果断抓住弘历南巡江浙的契机，精心选择了最能代表自己绘画艺术水平的作品，前往行在（皇帝在外驻跸的行宫）御前献画，博得了乾隆帝赏识，得以在如意馆充任“画院供奉”[1]，每月钱粮公费参照成名日久的余省、丁观鹏等顶级画师赏给；至乾隆十八年（），蒙“赐举人，官内阁中书”[2]。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苏州人的徐扬既是南巡的亲历者，更是受益人；他能执笔《乾隆南巡图》，本身就是弘历下江南的结果。自乾隆二十九年（），徐扬开始奉旨绘制绢本《乾隆南巡图》；由于卷帙浩繁，直到乾隆三十四年（）才全部告竣。遗憾的是，十二卷的绢本《乾隆南巡图》现已散佚各地，目前已知的残卷分别庋藏在故宫博物院、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法国尼斯市魁黑博物馆、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等处。

可是，对于徐扬进呈的绢本《乾隆南巡图》，弘历始终认为有所欠缺。于是，他在乾隆三十六年（）再次责成徐扬执笔，绘制了十二卷的纸本《乾隆南巡图》，对卷中的人物、景色进行了微调，类似于今天的“修图”。在没有现代绘图工具的两百多年前，这次微调让徐扬花费了四年之久，终于达到了让皇帝满意的效果。与绢本散佚的命运不同，纸本的十二卷《乾隆南巡图》完整庋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从中可以欣赏到气派非凡的大驾卤簿、巍峨雄伟的城墙箭楼、商贾辐辏的繁华街市、静谧恬淡的城郊乡野以及运河沿岸的旖旎河川，不仅是璀璨的艺术瑰宝，更是珍贵的历史图卷。

此处有一个重要的概念需要廓清：徐扬绘制的《乾隆南巡图》属于“历史图卷”，并非“历史画卷”。普通读者可能会疑惑：“图”和“画”有区别么？诚然，在中国传统的绘画领域，一般对“图”“画”不做过细区分。譬如，宋代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明代的《宪宗元宵行乐图》，以及清代的《雍正十二月行乐图》《弘历哨鹿图》，包括《乾隆南巡图》都被统称为“图”。可很明显，《千里江山图》《富春山居图》与后面几幅截然不同：一个是画师笔下的写意山水，一个是帝王的狩猎、出巡纪实；无论从题材，到创作主旨，再到绘画技法的运用，都存在非常大的差异，概而论之显然不合适。其实，在西方绘画领域，“图”与“画”有明显区分。前者是强调“纪实性”“客观性”，如《乾隆南巡图》《宪宗元宵行乐图》，更类似今天的纪实影像或照片，就是英文的“picture”；后者则侧重艺术家创作的“主观性”，是作为艺术品进行描绘，也就是英文的“painting”。因此，《乾隆南巡图》实际上就是一组乾隆皇帝下江南的视察照片，被用来标榜、记录这位“清高宗纯皇帝”的丰功伟绩。

二、亲情影响下的“六下江南”

乾隆皇帝曾经在七十五岁之时回顾自己的一生，将六下江南（南巡）与平定天山南北（西师）视为毕生两大壮举[3]，其时间跨度之长、消耗公帑之巨，由是可见一斑。虽然后人无法统计出南巡耗资的具体额度，但普遍认为数额高达白银两千多万两；就连这位清高宗纯皇帝自己也承认，实属“作无益，害有益”的劳民伤财之旅。那么，既然如此，他又为何频频南巡，六下江南呢？如果认为仅仅是满足个人纵情山水的虚荣心，我们未免小觑乾隆皇帝了。

按照弘历在《恭奉皇太后驾临金山记》中的官方说法：“我皇祖圣祖仁皇帝抚御九有，匪居匪康，以江浙地远京畿，其民文而慧，文则知礼义，导之善可以为天下倡；慧则鲜坚持，入于恶亦可为天下倡。而且财赋所出，国家藏富之地也。是以涉河渡江，不惮屡勤清跸。”[4]简而言之就是：我的皇祖父（满语为皇玛法）不辞劳苦，六下江南，主要是重视掌握江南地区的思想政治动向，督查黄淮河工以及关乎国计民生的财赋漕粮问题，兼以省方问俗、问民疾苦。言外之意就是，乾隆皇帝郑重声明：自己的巡幸江南与前代隋炀帝、明武宗等君主沉溺美景截然不同，完全是出于对清圣祖康熙帝的尊崇。因此，弘历六次下江南的路线，也基本上是沿着祖父的轨迹。比如《乾隆南巡图》描绘的首次下江南，就是从京师启跸，经德州，过运河，渡黄河，沿泰安、沂州至顺河集，在此换乘御舟沿运河南下，又从瓜洲渡过长江，经扬州、镇江、丹阳、无锡、苏州、嘉兴、杭州，抵达绍兴后折返，在江宁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总体上与康熙历次下江南的路线相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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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伞（黄罗伞）之下的清高宗弘历，国博藏《乾隆南巡图》之《启跸京师》卷（局部）

无论是康熙还是乾隆，为了使南巡之举彪炳史册，自然要画图以记斯事。用今天比较时髦的语言说，绘制南巡图就相当于皇帝向后世子孙“炫富”“晒幸福”。既然如此，就必须请“顶流”的画师执笔，方能完美地捕捉帝王气韵。于是，康熙皇帝特命“清初四王”之一的王翚与其入室弟子杨晋等人负责绘制《康熙南巡图》十二卷。从画师的选择上看，康熙皇帝延请的王翚，无论从艺术造诣还是画坛声望上，都比《乾隆南巡图》的作者徐扬略胜一筹。遗憾的是，《康熙南巡图》亦难逃散佚的命运，目前在美国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法国巴黎的吉美博物馆，以及国内的故宫博物院等处分别庋藏有不同的卷数。尽管我们今天很难看到完整的《康熙南巡图》，但毋庸置疑的是，乾隆皇帝小时候一定看过很多次，对圣祖康熙六下江南的种种传奇故事，更是耳熟能详。既然弘历处处标榜自己是皇玛法的“好圣孙”，无疑也要效法康熙，南巡江浙。

除了祖父康熙帝对他的影响外，乾隆皇帝下江南的另一个因素是“奉母巡游”。换言之，弘历自己承认：朕六下江南确实有些许巡幸晏游的成分在里面，但朕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孝道”。弘历的母亲（满语为额涅）崇庆皇太后钮祜禄氏生于康熙三十一年（），按照传统计龄方法，到乾隆十六年（），虚岁已经五十有九。民间素有每逢整寿，“过九不过十”的习俗，因此弘历在当年（乾隆十六年）为母亲操办了一系列盛大的庆贺活动。比如在万寿山营建了清漪园（今颐和园）为母祝寿，还命人绘制了《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图》。后来，老太后以八十六岁高寿登遐辞世，乾隆皇帝专程颁下旨意，用黄金打造了一座“金发塔”，专门保存母亲的头发。正是这位事母至孝的清高宗，决定在母亲“六十大寿”之际，启跸南下，奉母游赏江南美景，历时一百一十二天，行程五千八百余里，以悦慈颜。不过，对于弘历与崇庆皇太后的关系，两百多年以来众说纷纭。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钮祜禄氏只是乾隆帝的养母。弘历六下江南，自第三次南巡开始，四次将陈氏安澜堂作为行在，实际上是为了探望自己的生母，以叙天伦。

三、“高宗海宁探母”考辨

“高宗海宁探母”之说在坊间流传已久，因香港小说家金庸先生在《书剑恩仇录》中采纳此说，故流传甚广。最初系统梳理、阐述这种观点的书籍，是民国初年成书的《清朝野史大观》。该书作者名为“小横香室主人”，搜采前人著述，汇编为十二卷。在此书的第一卷中，收入了一则名为《高宗之与海宁陈氏》[5]的稗史，记述了所谓弘历前往海宁探母的原委，大意如下。

康熙朝，当时的和硕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与海宁陈元龙私交甚笃，更为巧合的是，胤禛的福晋钮钴禄氏与陈夫人在同年、同月、同日、同时临盆。福晋生下了一位小格格，而陈阁老家则是男丁。雍亲王得知陈阁老弄璋之喜，遣人“命抱（小公子）以来”。陈阁老没有多想，便将孩子送去了。久之，孩子才被送归，却已被人偷龙转凤，易男为女。陈氏殊为震惊，但见事已至此，陈元龙只得选择息事宁人，吃了哑巴亏。迨弘历即位，“礼优于陈者尤厚”；南巡至海宁，当日便径直前往陈宅，“垂询家世”。更重要的是：乾隆帝在临行之前，命陈家人永远封闭中门，“非天子临幸，此门勿轻开”，相当于在园内设立了“塞门”。按照《周礼》，只有天子和诸侯才能享有此殊荣，实乃旷世恩典，非同寻常。有鉴于此，坊间传言“高宗实自疑，故欲亲加访问”。除了野史纪闻，还有人提到陈阁老家中有两块乾隆御笔牌匾，分别是“爱日堂”和“春晖堂”，取自汉代扬雄《法言·至孝》和唐代孟郊的《游子吟》，彰显其与陈氏之间的骨肉亲情。整个故事编纂得非常严谨，不仅有“狸猫换太子”一样引人入胜的内容，甚至还有文物支持。现在大家去到海宁盐官陈家，还能看到高悬的“爱日堂”和“春晖堂”匾额。

然而，坊间作为证据的“爱日堂”“春晖堂”两块匾额却并非出自弘历之手，乃是其祖父康熙皇帝的宸翰。在《清史稿》卷二百八十九《陈元龙传》中，清楚地记述了“爱日堂”的由来。作为清代君主中最爱书法的皇帝，康熙帝玄烨师从松江“二沈”的后人沈荃，书法造诣甚高，一伺闲暇，便游情翰墨。有一次，康熙帝在便殿书赐诸位翰林，为他们题写家中堂名。元龙禀奏：臣父之闿年逾八十，家有爱日堂，取义“孝子爱日”[6]，遂得御书宸翰。至于“春晖堂”三字，查阅《海宁州志》卷十三《列女志·节妇》，其中有陈彦邦（陈世倌堂兄）之母黄氏被诰封为“淑人”的记载，继而又在康熙癸巳（康熙五十二年，年）蒙赐“春晖堂”匾额，用以褒奖其守节之举。由是可知，两匾均与乾隆帝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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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视察水利河工，国博藏《乾隆南巡图》之《阅视黄淮河工》卷（局部）

弘历确实曾在乾隆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四次前往海宁盐官，但其目的是视察钱塘江大堤，称如其自己所言“入杭第一要，筹奠海塘澜”。至于驻跸陈家，在乾隆帝看来是最为适宜的选择。放眼海宁乃至整个江南，陈氏自陈之遴、陈元龙、陈世倌叔侄三代，“一门三阁老”，衣冠鹊起，位极人臣。其宅邸隅园（亦名遂初园，乾隆赐名安澜园）自南宋之际就是安化郡王王沆的府邸，许多古木、池塘至清代尚存，且陈氏购入之后，更是斥巨资添置亭台楼阁，可谓“镜水沦涟，楼台掩映，奇峰异石，秀削玲珑”。海宁盐官有如此佳苑，难道弘历还要舍弃陈家不住，另建行宫，耗费公帑么？

四、为何“南巡不过济南城”？

既然乾隆南巡期间曾四次驻跸海宁陈宅，此事是否被徐扬绘制在《乾隆南巡图》中呢？答案是否定的。徐扬在乾隆二十九年、三十六年两次奉旨恭绘南巡图，都是以乾隆十六年的首次南巡盛况为依据；而弘历前三度下江南，皆未踏足海宁。非独如此，在乾隆南巡的过程中，尚有一座繁华都会，弘历六下江南皆选择绕城而走，这便是济南府；至今民间仍流传着一句俗语：“南巡不过济南城。”

至于弘历南巡绕行济南的原因，还需从乾隆十三年（）的东巡泰山谈起。在野史当中，乾隆帝的人设都是“风流天子”，飞短流长漫天飞舞，以至于陪伴在他身旁的孝贤纯皇后富察氏常常被忽略。孝贤纯皇后本是乾隆在潜邸的嫡福晋，而且是雍正帝“钦点”成亲。她与努尔哈赤的继妃富察·衮代份属同宗，都出自沙济富察氏，乃满洲八大姓之一。据《沙济富察氏宗谱》所载：其祖在“国初率族属来归，编镶黄旗佐领”[7]，追随清太祖努尔哈赤，可谓贤才辈出。富察氏的祖父富察·米思翰官居议政大臣、户部尚书，在“裁撤三藩”之际坚定地站在康熙帝一边，故富察一门荣宠不断。雍正五年（），弘历与富察氏在紫禁城西二所完婚，婚后诞下了嫡长女和嫡长子永琏。无奈的是：小公主未及赐名便已夭折，而被寄予厚望的永琏在乾隆三年（）就去世了，年仅九岁。乾隆帝和孝贤纯皇后悲痛欲绝，谥号端慧太子。乾隆十一年（）四月初八，富察氏又生下了皇七子永琮。弘历认为：佛诞日得子，实属大吉之兆，乃是“天意钦承”，额手称庆。按清宫旧俗，皇子一般满周岁才会赐名，但或许是为了纪念永琏，或许是对这位佛诞日出生的嫡次子寄予厚望，乾隆破例提前赐名“永琮”。岂料次年除夕之夜，两岁的小永琮亦夭折，谥号悼敏皇子。接二连三的丧子之痛使富察氏的身体每况愈下，精神萎靡。为了宽慰皇后，乾隆帝决定携其东巡泰山散心。乾隆十三年，浩荡的卤簿仪仗离开紫禁城，前往曲阜、泰安等地。三月初还朝，御舟行至德州附近，富察氏突然薨逝。官方说法是皇后在泰山的岱顶行宫偶感风寒，在济南休养数日仍不见起色，故经水路抱恙返京，不治身亡。民间流传的版本则与官方存在明显差异。《清朝野史大观》卷一《孝贤纯皇后之死》中写道：富察氏与弘历在御舟之内，论及昔日高宗与其弟媳傅恒夫人私通之事，醋意大发，“诮让备至”。高宗龙颜震怒，“逼之坠水”[8]。乾隆逼皇后投水之说，并无实据，且于理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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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南巡的卤簿仪仗，《乾隆南巡图》之《启跸京师》（局部）

实际上，孝贤纯皇后去世后，弘历陆续写过很多哀悼亡妻的诗句，大家熟悉的莫过于“四度济南不入城，恐防一入百悲生。春三月昔分偏剧，十七年过恨未平”[9]。众所周知，乾隆皇帝酷爱写诗，光是在首次南巡的一百二十天中，就创作了五百二十多首御制诗。其一生创作的诗歌总量高达四万四千多首，几乎能与康熙朝彭定求等奉敕编纂的《全唐诗》的四万八千多首竞相颉颃，然而能给人留下印象的佳篇少之又少。这句“四度济南不入城，恐防一入百悲生”能为人所知，关键在于读者可以从字里行间感受到真挚情感。与此同时，弘历下旨将皇后生前寝宫完好保存，命人每日打扫，陈设摆饰一如往昔。发妻忌日，乾隆会亲自前往追思祭拜，坚持了四十年之久。即使面对在第四次南巡中“断发诅咒”的继后那拉氏，弘历也仅仅是遣之回京、收回册宝、降低待遇、不予谥号，并未废后。对于结发夫妻的富察氏，更加不会如此寡情。是故，稗史之说经不起推敲。因此，“南巡不过济南城”的原因应是乾隆帝对富察皇后的薨逝始终未能释怀，未免触景伤情，六下江南皆刻意绕过伤心地。即使富察皇后真与乾隆帝在御舟之中发生了争执，弘历也断不会“逼之坠水”。笔者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基于乾隆皇帝在第四次南巡过程中，对继后那拉氏（纳喇氏）“断发诅咒”事件的处理。

五、南巡途中的“继后断发进谏”事件

如前所述，孝贤纯皇后富察氏在乾隆十三年三月辞世；同年七月，清高宗弘历奉崇庆皇太后懿旨，娴贵妃那拉氏“端庄惠下”，可效法圣祖昔日册立继后之成规，“以娴贵妃那拉氏继体坤宁”[10]。有鉴于富察皇后丧期未过，那拉氏权且以“皇贵妃”的身份暂摄六宫之事，至乾隆十五年（）正式册立为皇后。由于那拉氏是有清一代唯一没有谥号的皇后，一般称其为“乾隆继后”或“继后”，死后丧仪也极简；更有甚者，史书中甚至连她的姓氏也被写错。在《清史稿》和《清皇室四谱》中，堂而皇之地将继后的姓氏写作“乌喇那拉氏”[11]、“乌拉纳喇氏”[12]，实则有误。查阅和恭亲王弘昼等人编著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可知：海西女真扈伦四部，分别以叶赫那拉、哈达那拉、乌拉那拉和辉发那拉为姓氏。比如我们比较熟悉的慈禧皇太后、隆裕皇太后姑姪二人，均出自叶赫那拉氏。按照《八旗满洲氏族通谱》[13]卷二十四《辉发地方那拉氏》所载，继后那拉氏之父为世袭四品佐领辉发那拉·讷尔布，故继后无疑是辉发那拉氏（辉发纳喇氏）。

这位命运多舛的皇后一生的转折点，发生在乾隆三十年弘历第四次南巡江浙的途中。是年正月，那拉氏陪同皇帝、皇太后四下江南，起初一切都很平静。岂料闰二月底，圣驾抵达杭州之后，母仪天下的那拉氏突然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实则由“四额驸”富察·福隆安（和硕和嘉公主之夫，福康安的二哥）秘密遣送返京，在翊坤宫“养病”。洎乾隆皇帝结束南巡回京，遣人收回了册封辉发那拉氏为娴妃、娴贵妃、皇贵妃以及皇后的四份册宝，仅留两位宫女服侍，享受堪比“答应”的最低待遇，处于“不废而废”的处境。直至次年七月中旬薨逝，以嫔位的梓木下葬。那拉氏之所以受到如此惩罚，按照乾隆皇帝自述，是由于皇后“肆行剪发”，意欲出家，却始终没有给出正式的原因。乾隆四十一年（），轰动朝野的“严譄案”爆发。严譄供称自己道听途说，得知继后在杭州断发的原因，是为了劝阻皇帝纳江南女子为妃，不惜以出家相威胁。无独有偶，在《清宫遗闻·纳兰后为尼》[14]中，也认为那拉氏出家为尼，但始终未返京，而是留居杭州长伴青灯古佛。民间传言基本可以归结为：弘历为了纳一位江南女子为妃，不惜冲破皇室“满汉不通婚”的祖制，导致继后断发诅咒。因为按照满族的风俗，只有国丧之期才可以剪发。那拉氏此举等同于诅咒皇帝、太后。

那么，事实真的如此么？诚然，乾隆皇帝在历次南巡的过程中，确实特许包括民妇、命妇在内的女子“跪伏瞻仰”，无须回避圣驾，这一点在《乾隆南巡图》第六卷《驻跸姑苏》中也有体现；其中，也确实不乏俏丽婉约的江南女子。问题在于：那条足以让辉发那拉皇后以断发诅咒去捍卫的“满汉不通婚”的清代宫规，真的存在么？答案是否定的。通过梳理《清史稿·后妃列传》与《清皇室四谱·高宗纯皇帝后妃》可知，仅乾隆朝就有庆贵妃陆氏、芳妃陈氏、惇妃汪氏、怡嫔柏氏、恭嫔林氏、寿贵人柏氏，均为汉女；而其中的庆贵妃陆氏、芳妃陈氏都来自江南。入宫时间分别为乾隆十三年和乾隆三十一年。尽管我们无法知晓弘历与那拉氏之间究竟发生了何种抵牾，但断发阻止江南汉女入宫之说，实属无稽之谈。不过，乾隆皇帝纵然对继后如此气愤，也仅仅是收回册宝、降低待遇、不予谥号，并未废后。因而，对于自己的结发妻子富察皇后，断不会因为口角“逼之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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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迎圣驾的命妇，《乾隆南巡图》之《驻跸姑苏》卷（局部）

围绕国博馆藏《乾隆南巡图》，通过《清实录》《清史稿》《钦定南巡盛典》《八旗通志》等史料，辅以南巡沿途苏州、镇江各州府县志，采取文物与文献相结合的方式，足以说明野史流传的“高宗海宁探母”“弘历逼死孝贤皇后”以及“继后断发进谏”的种种说法，皆不足采信。

注释：

[1]《康熙乾隆两朝南巡史略》，载《吴县志》卷二十九，。

[2]《苏州府志》卷首之二《巡幸·中》，光绪九年刊本。又见《吴县志》卷七十五，。

[3]高晋：《钦定南巡盛典》，清乾隆三十六年刻本。

[4]弘历：《恭奉皇太后驾临金山记》，载《丹徒县志》卷首，清光绪五年刻本。

[5]小横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观》卷一《清宫遗闻·高宗之与海宁陈氏》，上海书店，。

[6]赵尔巽等编：《清史稿》卷二百八十九《陈元龙传》，中华书局，。

[7]宝轮：《沙济富察氏宗谱》，清道光七年沙济富察氏刻本。

[8]小横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观》卷一《清宫遗闻·孝贤纯皇后之死》，上海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