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清朝的兴衰，就不得不聊聊八旗制度。公元年，努尔哈赤的造反事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随着自己的兵马越来越多，努尔哈赤在吞并乌拉以后对人马进行了一次整编，以三百人为一牛录，设置一牛录额真（后称佐领）来管理，并以红、白、黄、蓝四色为四旗。每一旗都是政治、军事、经济的结合体，其中旗主都是努尔哈赤的亲戚，类似于分封制。公元年，随着努尔哈赤的进一步扩张，麾下的军队规模也更为庞大，于是就将原来的四旗扩编为八旗，其中纯色旗四个，镶边旗四个。几乎所有的人口、军队和财富都被八旗囊括。
努尔哈赤有良好的大局观，他害怕后代利用强大的权利祸国殃民，于是就把权利分给了八位旗主。按照规定，每个接班人都必须从旗主中推举产生，一旦不能让大家满意，八个人开会就能把大汗选下去。每当缴获有战利品，一律分成八份，每个旗主各领一份，回去再分给自己的属下。如果有需要用到钱的地方，也是八旗分摊。
八旗制度让每个旗主都拥有绝对的权利，旗内的军士、官员都视旗主为君王。他们首先忠于旗主，然后追随旗主效忠大汗或皇帝。努尔哈赤沉浸在美好的幻想中，但是美好的幻想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残酷，他没有想到从他去世后，旗主就开始争夺大位。其中，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征战多年，身兼两黄旗，依靠强大的实力站稳了脚跟。等他去世后，多尔衮、多铎、豪格等人又开始争夺大位。直到公元年，多尔衮指挥清军入关，从此清朝入主中原。巨大的成就和威望让他理所当然的成为八旗中的大哥，他的正白旗也一枝独秀。他把正蓝旗降为下五旗，把正白旗升为上三旗。多尔衮死后，顺治皇帝收回了”上三旗“的统治权，从此八旗也基本定型。
清朝能够一统江山，跟八旗的功劳是分不开的。八旗的组织方式，不比那些草率的各路诸侯。那些最早投降的汉人，可以编入汉军旗。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把投降的汉人消化在内部，成为自己的一份力量。八旗就是靠着凝聚一切资源，才能最大做强，多尔衮也才能在山海关迎战李自成。如果汉人太多，就额外再设置一个“绿营”，将那些投降的汉人军队编入其中。这种对资源的组织和调配方式，是李自成等人无法相比的。所以，清朝能入主中原，一统江山，绝不是偶然。在战时，八旗都不用自己上阵，往往都是汉军旗和绿营充当先锋，他们只需要在背后督战就可以了。用团结的八旗坐镇大营，让汉人冲锋陷阵，一来最先损失的不是自己的力量，二来汉军也不敢造反，因为他们势单力薄，这种方式和蒙古人如出一辙，所以清朝才能这么快坐拥天下。
然而物极必反，万事都有两面性，康熙时期出现的”九子夺嫡“让八旗元气大伤。雍正胜出后，这样的事情仍令他心有余悸。皇子能有如此强大的号召力，原因在于八旗的祖制。努尔哈赤留下的”分封制“，是让八旗的旗主共同治国，但同时也让旗内夺得各级官员拥有了巨大的权利。而皇太极也只是用武力服人，顺便将旗主替换为自己的儿子和亲信，于是，旗主的世袭制就此被打破。
雍正即位后，便开始了改革。他发布了一系列条令，断绝了旗主和旗员之间的隶属关系，将八旗的人事大权收为己有，然后以中原儒学为理论，对抗满洲传统。从此，八旗不在有独立的势力，而是成为管理满人的八个部门。也就是说，“分封制”演化成了“郡县制”。由于雍正的亲身经历，他对八旗产生了抵触心理，于是他提升了汉人在朝中的地位，起用汉人来制衡八旗。其中汉臣领袖张廷玉，曾经就被许诺可以配享太庙。汉臣的地位大幅度提高，极大地损害了八旗的利益。八旗的力量在于独立和团结，独立可以聚集资源，团结可以打败敌人。对八旗的改革，可以说是雍正的一个大手笔。旗主的独立性被废除，权利被分化，没有武力和财力支持的八旗，最终沦为一个小小的部门官职。
清末，八旗逐渐演变成专靠国家供养的社会救济组织，失去了原来的战斗能力。公元年，清军在镇压白莲教大起义时，曾一度把八旗中最精锐的健锐营和火器营派往前线，结果因军纪败坏，不停约束，还没有投入战斗就被迫撤军回京。公元年，洪秀全在金田发动起义，建立了天平天国。此时的八旗早已不是当年入关时的八旗了，八旗已经没有能力去调动人口和财富。军队的腐化，让他们不再有当年的雄风。在太平军的猛烈攻势下，八旗和绿营纷纷落荒而逃。虽然太平天国最终被镇压，但也敲响了清政府灭亡的丧钟。民国建立后，旗人特权被废除，失去了经济来源又不想去从事生产劳动的旗人大多都穷困潦倒，甚至男盗女娼。
清朝依靠八旗得天下，八旗被阉割后，清朝的根基也基本丧失殆尽。当八旗威胁到皇权时，改革也势在必行，因为这是大势所趋，没有别的选择。八旗制度与清朝政权息息相关，它既是清朝兴盛的重要因素，也使清朝最终走向衰败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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