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请容我引用恩格斯先生在其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一段见解。
人的愿望是由激情或思虑来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激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动机，如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癖。——（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FriedrichVonEngels）
同理，人在产生错误或者不合时宜的想法的时候，直接决定着人的肢体行为的神秘力量或者说是意念是来自多维度、多方面甚至是不可控的，因此，站在这一特殊的角度上讲当一个人想要犯错与他是否清楚犯错后所产生的恶劣后果是毫不相干的。基于历史学的角度而言，爱尔兰著名讽刺大师萧伯纳先生平生所说过的这么一句话就是最好的佐证：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那么，在本篇文章当中，笔者就以发生在清朝初年摄政王多尔衮和辅政大臣鳌拜身上的一段往事来对萧伯纳先生和恩格斯先生二者（关于以上所述）的独特见解来做一番深层次的探讨。
本文的研究内容：
公元（顺治七）年农历十二月初七日，清朝首位摄政王多尔衮薨于喀喇城，年三十九。
多尔衮的猝死，为年仅14岁的顺治帝迎来了提前亲政的契机，与此同时也悄无声息地结束了清廷内部皇权旁落的政治局面。
翌年农历二月二十二日，清廷决定追议多尔衮罪状，剥夺其生前所被授予的所有封号并以此昭示全国，至此，清廷内部的政治局面正式翻过了一个篇章。在此之前，与多尔衮处于同一“阵营”的苏克沙哈在多尔衮猝死后不久立马转移了“战线”，将矛盾反过来直指多尔衮并告发其平生所犯下的罪状，最终朝廷列诉多尔衮本人的罪状高达14条之多。苏克沙哈这一恰符顺治帝胃口的做法成功得到了采纳，给顺治帝的内心发泄怒火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媒介。只可惜曾经的开国元勋，旦夕间便被刻上了罪魁的烙印，转眼成为了政治斗争的失败者。
对于熟悉清史的读者朋友们应该都清楚，多尔衮的死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权力有关，在其权力达到顶峰状态的时候未做好与顺治帝权力交接的任何准备，继续独断专行，以至于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结局。因此，从表面上看，多尔衮的死是属于偶然事故，但实际上这与其常年把持朝政致使皇权旁落必然存在着某种特殊的联系，这一点从清朝官方史料中对于多尔衮死亡过程的简略记载也可间接得到印证。
毫无疑问，多尔衮的死在一定程度上给当时活跃于清廷内部的野心家敲响了警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十余年后一位名叫鳌拜的野心家并未从中吸取到任何教训，依然重走了多尔衮的老路。
众所周知，顺治皇帝驾崩之前留下了一封遗诏，其中就很明确地表明任命内大臣索尼、苏克沙哈、遏必隆和鳌拜四人为辅政大臣，负责辅佐年幼的康熙皇帝。以下便是史料《清实录》中所记载的顺治遗诏（部分）：
太祖、太宗创垂基业，所关至重，元良储嗣，不可久虚，朕子玄烨，佟氏妃所生也，年八岁，岐嶷颖慧，克承宗祧，兹立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天忠尽，保翊中立，佐理政务，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某位史学家曾这么说：如果说鳌拜专政与多尔衮专政存在着某种共同点，那么“权力”便是二者之中赤裸裸的崔魁祸首。对于这一结论，笔者本人并不否定，但如果说要进行细节分析的话，在笔者看来多尔衮专政与鳌拜专政二者之间又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其中，多尔衮专政客观上讲存在着历史赋予其使命的因素，而鳌拜专政则实属某些人为因素综合在一起所造成的必然结果。举个例子，就顺治遗诏中所定下的“四大臣辅政体制”来说，其本身就存在着诸多你“致命”的bug。
鳌拜画像首先，在了解这套存在致命bug的四大臣辅政体制之前，笔者先简单的分析一下这四位大臣的基本资料：
位于四大辅政大臣之首的索尼，赫舍里氏，出自于满洲正黄旗。赫舍里氏乃满洲八旗姓氏中一个具有特殊影响力的姓氏，其最初的来源则可初步追溯到努尔哈赤统一三大女真部落之前，在当时该姓氏的主体便是一个名不经传的小部落——赫舍里部，其主要活跃于海西女真当中。在努尔哈赤统一了海西女真之后，赫舍里部自然也就臣服于努尔哈赤麾下。天命时期，索尼官赐一等侍卫；天聪时期，索尼忠心不一地追随于皇太极，并为后金稳定蒙古势力、明朝边境等多方周围势力立下了显赫战功，为此被进封为三等甲喇章京。皇太极驾崩之际，索尼坚定不移的拥立皇太极之子继位，此举极大地阻碍了多尔衮对皇位继承权的觊觎之心，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清廷内部之间的政治局势，但与此同时也因此与多尔衮之间产生隔阂，并遭到报复。
遏必隆，钮钴禄氏，满洲镶黄旗人。与索尼的官场经历有着类似的一面，遏必隆在皇太极时期也曾是立下过赫赫战功的人物，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明清之间的松锦大战，大战期间遏必隆奋勇当先，数次击败明军；清军入关之后，遏必隆在镇压抗清势力的过程中再立战功，朝廷将其进封为二等甲喇章京。皇太极死后，遏必隆也坚定地站在拥立皇太极之子一派，因此也与多尔衮之间有间隙，曾遭多尔衮革除世职。
苏克沙哈，纳喇氏，满洲正白旗人。作为皇太极时期的功勋人物，苏克沙哈曾在一段时间内与多尔衮同属一个阵营，然多尔衮薨后，苏克沙哈却倒戈相向，与王府护卫詹岱等人首告多尔衮一党所犯下的罪状，由此引发了清廷内部对多尔衮的清算。苏克沙哈的此番举措迎来了顺治皇帝的青睐，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其今后的政治道路，但也恰恰是他的此番“倒戈”事件，再加上其非两黄旗的身份，以至于被其余三位辅政大臣所不齿，最终被迫处于孤立的状态。
鳌拜，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天聪时期，以护军校从征，屡立战功，进封三等昂邦章京。清军入关后，随英亲王阿济格大军追击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势力，在平定农民军方面再立战功，擢升二等公。然与多尔衮之间也时有矛盾。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在这四人当中除苏克沙哈外，其余三位辅政大臣皆与多尔衮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间隙，且都是两黄旗人。除此以外，以上四位辅政大臣均不属于宗室人员，因此，就人员的选定来说，这一辅政体制可谓是清朝历史上的首创制度，与原有的“凡国家政务，惟宗亲协理”的祖宗成规相向而驰。
康熙毫无疑问，得益于多尔衮专政的前例和教训，清朝历史上这一首创的外戚辅政体制才能够在尚未稳定的局势当中顺利实行。客观上讲，这一新创的制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历史(皇室人员专政）重演，但由于四大臣的人选实乃仓促之间确定的，彼此之间表面上看似同心同德，但实际上遇到重大决策时既不同心，也不协力。且四大臣的职责和权限既无具体的章法可遵，也无惯例可循，如此一来也就相当于给野心家们变相地赐予了一丝可乘之机。
当然，以上所述仅是一个笼统的诠释，接下来我们再来对四大臣人员的“阵营”进行一一分析。
正如文章前面所说，鳌拜与遏必隆二人均出自于满洲镶黄旗，而遏必隆此人才智平庸，遇事缺乏主见，所以基本上是唯鳌拜是从，因此，这二人是站在同一阵营的。位居辅政首席的索尼乃四朝老臣，又总揽启奏和批红大权。此人深谋远虑，毋庸置疑当然堪当大任，但年事已高，实在力不从心。苏克沙哈与此三人的两黄旗身份不同，出自于原多尔衮的正白旗，而他的“倒戈”事件又造成了另外三大辅政大臣的孤立，因此，当鳌拜极力排挤他的时候，索尼基本上是处于不闻不问的状态，因为站在索尼个人角度上讲的话，除去苏克沙哈对他而言未必是一件坏事。公元（顺治七）年。苏克沙哈被鳌拜顺利剪除，苏克沙哈的死从某种意义上讲即意味着鳌拜成功踏上了专政的道路。
总结一下这一创新性辅政体制中的bug：第一，也是最为致命的一个bug，即顺治遗诏中对苏克沙哈的任命，抛开一切政治才能不说，单凭其对旧主多尔衮的“倒戈”事件足以让朝中大臣们“刮目相看”。第二，对于鳌拜而言，想要成功专政就必须拥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即满洲八旗中的上三旗，掌握了这三旗兵力，也就意味着在宫廷宿卫中占据着绝对优势，而上三旗中除了鳌拜本身所在的镶黄旗外还有正黄旗和正白旗。暂且抛开四大臣元首索尼所在的正黄旗不谈，苏克沙哈所在的正白旗也就必然是鳌拜所攻击的对象，因此苏克沙哈的死实际上自这一辅政体制正式实行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被注定了，故苏克沙哈所属的旗份也即是第二大bug。
因此，说这一创新性的辅政体制是一套存在致命bug的体制事实上一点也不为过。
顺治遗诏结语：
不难发现，实际上苏克沙哈在整个过程中充当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如果将其换做他人的话可能就算是正白旗出身，在很大程度上也给了鳌拜扳倒对手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因为四大臣之首索尼的存在，鳌拜也就难以轻而易举地剪除苏克沙哈。因此，站在这一角度看的话苏克沙哈的“倒戈”事件也就成为了鳌拜专政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毒瘤”，显而易见，这一“毒瘤”因为种种因素的悄然结合最终导致了整套辅政体制的“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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