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的俄乌冲突备受瞩目，大家都称俄为战斗民族，但其实早在康雍时期，大清王朝便已与沙俄有过领土纷争，甚至在数次的清俄战争中都取得了胜利，不过，在最终的谈判中，大清却痛失了大片领土，其中最闻名的便是贝加尔湖区域。
贝加尔湖作为欧亚最大的淡水湖，其淡水资源是极其丰富的。除此之外，贝加尔湖区域还拥有上百座金矿矿脉，以及极其丰厚的油气资源，可以说是欧亚大陆上的一颗“资源宝石”。
但中国历朝历代对于这颗“宝石”是又爱又恨，既爱于这片宽广的边境领土，又恨于贝加尔湖无法耕种的土地，还有难以掌控的漠北之势。
最终，这颗璀璨的宝石还是从大清王朝手上“易”于他手了。如今，贝加尔区域已成为俄罗斯最大的淡水资源区，以及大型的矿产储备区。这对于华夏可谓损失惨重，那这颗宝石又是如何被“拱手而出”的呢？
危机四伏的新皇时代
1、暗流涌动的清廷
若说雍正帝和康熙帝最相似的地方，那头一个便是：父子二人都是在危机四伏的时期继承大统的。
康熙晚年（-）时期由于其身体原因，以及立储混乱等问题，导致清廷内外几乎是混乱一片，尽管对外美其名曰：“治天下务以宽仁为尚”，但其实说到底也就是无力再管了。
在这样混乱而又无度的管理体制下，社会矛盾开始加剧，尤其是满汉矛盾和官民矛盾，除此之外，朝内吏治更是一团糟，任人唯亲、朝内贪腐之事比比皆是。而在“废太子案”的影响下，众大臣甚至开始纷纷站队，党争之势喧嚣日上。
尽管雍正即位（年）后，众臣均有所收敛，但昔日夺嫡政敌仍在，朝内依然是暗流涌动。而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邻国强敌---沙俄，又再一次上门抢地盘，“内忧外患”是对此时形势最好的形容。
2、野心勃勃的强邻
雍正继位之初（年），野心勃勃的沙俄依托西伯利亚殖民据点（色楞格斯克），开始不断地向南方扩张，甚至收买当地土匪势力在清俄边界制造事端，以配合沙俄军队的蚕食之势。
而沙俄采取这种步步蚕食的计谋，其实也是无奈之举，早在康熙年间双方就有交手----雅克萨之战（-），当时不可一世的沙俄军队在清军手上吃了大亏，这让沙俄军队明白正面交锋并不可取，逐步蚕食才是取胜之道。
雍正其实也明白沙俄的忌惮，便一直催促着谈判，于是，在年（雍正四年），沙俄迫于压力派遣了使团到北京与雍正进行磋商，但此时的沙俄仍认为稳操胜券，所以整个磋商可以说是毫无诚意可言。
雍正面对这样的挑衅，态度也是十分强硬----绝不签署任何条约，同时还调遣了一众谈判代表团前往清俄边界，一来是勘测边境，二来也是遏制沙俄的蚕食，这让沙俄头一次意识到了雍正的强势。
帝心难测，雍正之意究竟是人还是地？
1、临阵撤下“鹰派”谈判代表，形势逆转
当时主谈代表是佟佳·隆科多，这是一个在清史里举足轻重的人物，大家都知道康雍乾盛世，雍正时代在其中承上启下，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隆科多便是雍正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开门人”。
隆科多在康熙晚年（康熙五十五年，年）便身兼数职，既为理藩院尚书，又为步军统领兼九门提督。整个皇城的军队都统归他一人调遣，在当时来看，皇上乃至整个皇族的生死都在于他一人手中。
而在康熙末年九龙夺嫡大战中，也是隆科多坚定地站在四皇子胤禛一方，在康熙驾崩时果断紧闭皇城，并宣读遗诏让胤禛继位，阻止了一场皇子相杀的惨剧，可以说是隆科多一手将雍正抬上位的，就连雍正也曾说过：“皇考(康熙皇帝)升遐之日，大臣承旨者，唯隆科多一人”。
而除去朝中职位后，隆科多本身也是皇亲国戚之列，他本属佟佳氏族，与爱新觉罗氏同属镶黄旗，同时又是孝懿仁皇后弟，这使得皇子都得高称一声“舅舅”，甚至就连雍正继位后，公开场合也称呼隆科多为“舅舅”，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角色，也是深得皇帝信任的人，因此隆科多成为了本次谈判代表最好的人选。
雍正四年（年），隆科多到达边境，他在与沙俄的谈判中表现得十分强势，这也让沙俄代表不得不连连退让，甚至连先前签订《尼布楚条约》所获的领土也几乎被隆科多一并要回。
但就在这样一个关键的节点之上，在雍正五年（年）时，雍正却突然下令将隆科多押回并幽禁，这让谈判一时陷入了僵局，而后沙俄抓住时机，收买了法国传教士巴多明以及朝中大学士马齐，其中传教士巴多明负责消息传递，而马齐则负责在朝中运作，二人与沙俄紧密配合，最终让沙俄在谈判中取得主动权，获得了贝加尔湖区域的所属权。
2、以地谋人，谈判只是调虎离山
而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只有八个字-----权臣震主，帝心难测。
雍正的上位是极其不易的，他看着父皇“两废两立太子”，懂得亲情难比皇权的道理，“九龙夺嫡”更是让他见识到兄弟相残的可怕，雍正在承继大统的一路上，可谓是刀尖行走，他深知人心的可怕，也深谙帝王之道。
因此，当他查办了年羹尧之后，失去制衡的隆科多便成为了绝对的威胁，所以无论隆科多如何退让甚至交权，此人都已是雍正的眼中钉。
雍正使用了和对付年羹尧一样的手段，逐步夺权，早在雍正三年（年）时便先解除了隆科多步军统领一职，后又革除了隆科多之子（玉柱）职位，并对当朝诸学士道：“此前因隆科多、年羹尧办事勤勉辛劳，朕尝赏给数种御用物品，以示鼓励。今日他二人却辜负朕心，交结专擅，诸事欺隐，命将所赏之黄带、紫扯手、双眼翎俱不许用，所赏之四团龙补服著交人。”
而这一切说到底便是一种暗示，意在鼓动朝臣“众人推墙”，于是诸臣纷纷上奏，各参隆科多数本，但也大都是一些不疼不痒的小问题，不足以撼动隆科多这棵大树。
在这个时间点，隆科多或许是从年羹尧身上看到自己的下场，竟上奏为年羹尧与年氏求情，但这一奏在雍正这里却成了另一个意思-------隆科多与年羹尧有勾结。
一方面雍正当场回批：“所议甚属悖谬！年羹尧所犯之罪甚多，即行正法亦不足蔽其辜。”以示杀年之决心，另一方面与内官说道：“乃前议既属徇庇，今议复处分过当，此必隆科多有意扰乱。”
这句话从侧面也体现出了雍正查办隆科多的决心，因此与查办年羹尧一样，必须调虎离山，雍正要将隆科多调离京城再暗中调查他，于是与沙俄谈判便成了最好的理由。
借着隆科多离京谈判的时机，雍正开始彻查隆科多与年羹尧勾结一案，并暗中整理着收集的所有证据，但也是这一查，竟查到了让雍正更为震怒的事-----隆科多私藏玉碟。
玉碟制是皇家血脉与传承的保证，这也是皇室的根本，隆科多插手此事让雍正猜测他有想谋逆与不敬之可能，所以雍正五年(年)初当即传命：“不改伊之凶心逆行，且并不承认过失，而举动狂悖，全无愧惧，将朕行查之事隐匿巧饰，无一诚实之语”，命将隆科多速调回京。”
这一诏令直接将谈判桌上的隆科多迅速传讯回京，也便有了前文的情形。所以对于雍正而言，贝加尔湖的争端并不比隆科多问题，与沙俄的谈判本身就只是一个计谋。
在雍正这样一个大清皇帝的眼中，不适宜耕种且又人口稀少的贝加尔湖区域，并不值得清朝与沙俄大动干戈，作为一个刚刚即位的皇帝，他所重视的是朝廷内外的安稳，因此查办隆科多才是此计的最终目的。
被速调回京的隆科多被众臣罗列了四十一条罪状，且几乎条条按律当斩，但雍正在这一刻似乎还是心软了一些，毕竟刚查办了一个年羹尧，若是再杀隆科多，只怕真会让天下人说上一句“飞鸟尽，良弓藏”。
所以他对众臣道：“隆科多所犯四十一款重罪，实不容诛。但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诸兄弟及隆科多入见面降谕旨，以大统付朕。是大臣之内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今因罪诛戮，虽于国法允当，而朕心则有不忍。隆科多忍负皇考及朕高厚之恩，肆行不法，朕既误信任于初，又不曾严行禁约于继，今惟有朕身引过而已。”
这一句话变相来说也是帮隆科多开脱了死罪，毕竟雍正将隆科多今日的诸多罪状也推了一部分到自己身上，让众朝臣实在难以再苛责什么。
思索再三，雍正最终下旨：“隆科多免其正法，于畅春园外造屋三间，永远禁锢。伊之家产，何必入官？其应追赃银数十万两，尚且不足抵偿，著交该旗照数追完。其妻子免入辛者库伊子岳兴岱著革职，玉柱著发往黑龙江当差。”
两道圣诏汇总一处，也便说了一句话-------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清朝内忧尤甚，内鬼频出
1、朝臣与沙俄见解一致？还是为财卖国？
隆科多被雍正召回之后，沙俄通过先前收买的法国传教士巴多明在其中通风报信，敏锐地察觉到清朝使团出现问题，他们也据此推断是大清朝廷出了差池，并且通过多方联络得知隆科多被召集回京的缘由。
于是他们当即派人前往京城并联络上了当朝大学士马齐，沙俄许以重利让马齐在朝中运作，让雍正迅速划定清俄边界。
或许是利益相通，马齐竟收下了沙俄的贿赂，并开始在朝中劝谏雍正尽早划定边境，以防再起冲突，另一方面，马齐也开始暗示还在边境谈判的图里琛等人妥协之策，边境使团缺少了隆科多这号“鹰派”人物，再加上雍正本身的不重视，便也不再要求详细测绘，并不再要求对唐努乌梁海以北土地的主权，双方迅速以唐努乌梁海这片土地为核心，划定了两国的边界，并在雍正五年（年冬）签订了《布连斯奇界约》。
虽然一定程度上来说，《布连斯奇界约》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条约以清晰的界线确定了清朝对唐努乌梁海的主权，但从此彻底从法理上丧失了此地以北的中国疆土。由此来说，相较于《尼布楚条约》的双方各取所需，《布连斯奇界约》算是一种单方面的“豪夺”。
2、准格尔再次叛乱，清俄冲突图快不图利
雍正五年(年)，除了清朝与沙俄的领土谈判，还发生了一件事-----准格尔之地在沙俄的影响下，再次发生了叛乱。
这对于大清王朝而言并不是一件小事，早在康熙年间准格尔就曾发生过叛乱，叛军甚至还与沙俄军队共同进攻蒙古地区，此举差点让清朝失去蒙古之地，若不是清俄战争得胜，加之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抑制住沙俄的援助，只怕蒙古早已易主了。
况且，那时候的大清是康熙稳定统治下的大清，与如今雍正刚即位且内外不稳的大清不同，若是再同时抗击沙俄与准格尔，胜负实在难料。
因此，在这种形势之下，尽快结束与沙俄的冲突成为了清廷的首选。
写在最后（总结）
虽然从现在看来，我们不免会扼腕叹息，总会在想假如隆科多签订了条约，假如马齐没有收受贿赂，假如贝加尔湖属于中国等等。
但历史便是历史，终究是早已发生的往事，我们在看待历史的问题也须以历史的眼光，基于当时清朝的形势来看，雍正会看重自身的统治地位，这一点是符合常理的。
贝加尔湖区域不适宜耕种且人口稀少，这对于封建王朝而言就是便已失去了吸引力，而且当时雍正所看到的大清，本就是内忧外患的局面，所以对于雍正而言，若是让隆科多完成谈判回京，只怕更加难以对其动手了，再加之隆科多离京之后，宗人府所上奏的“玉碟案”，这更加坚定了雍正的想法。
而与沙俄签订界约，迅速结束与沙俄的纷争，也是清廷内忧外患局面下，最稳妥的解决之策。
所以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无论是在边境据理力争的隆科多，还是后方谋求朝廷安定的雍正，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具备合理性，而我们后世在看待这段历史时，更应是借鉴与学习，而非仅仅只是惋惜哀叹与苛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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