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风前段时间，“吉光片羽：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雕版文物展”在太和门内东南崇楼及朝房开幕，重点展示了32件（套）具有代表性的雕版文物。展厅内，一套同时有三种文字的“清内府刻满蒙汉三体合璧本《三合圣谕广训》”格外引人注目。刻工精美、三种文字对照清晰的雕版，让人不禁好奇：当时的工匠需要同时掌握三种文字吗？多语种合璧的雕版是如何完成的呢？这些雕版是清代内务府宫廷修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妨通过梳理清代内府修书的发展脉络，一探其答案。清内府刻满蒙汉三体合璧《三合圣谕广训》雕版清内府刻满蒙汉三体合璧《三合圣谕广训》毛装本武英殿修书处专职宫廷修书清代内府编刊书籍是在皇帝直接领导下进行，体现着皇帝的思想和价值取向。清代“钦定”书籍的数量居史上历代之首，而尤以康、雍、乾三朝为最。清早期，统治者重视文化事业，曾命当时的内国史院组织大量满汉博学鸿儒，翻译、刊刻了不少经史和文学著作，汲取传统文化精华。定鼎北京之后，明代宫廷修书技艺为清所承，顺治时期的内府刻书仍保留着明代的刊刻、装潢风格。不过，因为明代负责内府刻书的机构是司礼监，其主事者是内廷太监，这也就决定了明内府刻书质量的“天花板”不会太高，于是清朝开始着力打造自己的修书机构。康熙初年，“总管内务府”正式成立，宫廷修书任务暂由内务府属下的“武英殿造办处”承担。然而造办处还要负责的众多宫廷器物、设施的制作和修缮，职能复杂，无法满足大量修书的需要。据《内务府则例》记载，“康熙十九年（）十一月，奉旨设立修书处，由内务府王大臣把其成。”修书处办公地点设在武英殿，自此，清代宫廷拥有了相对独立的修书、刻书机构。“修书”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必须由学问渊博的翰林词臣来总纂，而修书、刻书相辅相成，所以纂修大臣、学者、工匠等人纷纷集中于武英殿，凡钦定、御制、敕撰诸书，均由武英殿修书处校订刊行。皇帝特别指派总理王大臣督办事务，并亲自参与其中，清代宫廷修书事业得到了迅猛发展。雍正七年（），武英殿修书处正式从造办处属下的一个部门升格为内务府刊刻、装潢书籍的专门机构。至乾隆朝，朝廷更是组织实施了多项大型书籍编纂工程，宫廷修书事业趋于鼎盛。清代典籍与雕版金瑶摄修书处由内务府主导并出资，所以宫廷刻书总称“内府刻本”，又因为办公地点在武英殿，故又称“武英殿本”，简称“殿本”。在皇帝主导、层层把关的严格要求下，清代内府书籍的编刊质量和数量都为历代宫廷修书所不及，所以“殿本”也常常被视为古籍质量精良的标志。内务府工匠有能力修书刊刻修书处所隶属的内务府，是总管皇室宫禁事务的机构，根源于满族传统社会的“包衣”组织。包衣是满语音译，字面意思是“家里的”，代表着一类特殊的家仆人群。早期的满洲宗室、勋贵在征伐中所获之人都会被充为家仆或内臣，世代为其私属。八旗制度产生后，这些人也作为旗人的一部分被编入“包衣佐领”，拥有了专门的管理组织。随着努尔哈赤建立政权，皇太极称帝，皇太极一支家族作为“汗（皇帝）”的身份属性越来越突出，其属下家仆身份也变得与众不同。顺治时期，八旗制度结构基本稳定，镶黄旗、正白旗、正黄旗因是皇帝直辖旗而被称为“上三旗”。因而，上三旗的“包衣”人群的地位和职责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成为内务府的主要成员。在文献记载中，为了区别身份，只有皇室专属的内务府三旗人才能被冠以“包衣”专称，其他各旗王公宗室乃至普通旗人家的奴仆只能以“家人”“家仆”“阿哈”等普通称谓代之。内务府包衣人数众多，身份复杂，出路多样。组织结构上，有佐领、管领、浑托和（满文音译，意为半个佐领，也称辛者库，意为“食口粮者”）等层级。族群上，有满洲、汉军、高丽、番子等细致分类。工作性质上，有官员、工匠、拜唐阿（无职衔的差役，满文音译，意为“办差的”）、太监、宫女、庄丁等工作性质。负责刊刻宫廷书籍的工匠，多是从内务府三旗的包衣组织中选用而来。根据《内务府则例》记载，修书匠役遇有缺出，在各佐领、管领组织下的闲散人员中挑选补充。遇有大型刻书任务，原有人手不足时，也准予在外雇佣，计价给酬。如康熙年间曾有规定，外雇匠役“钩摹御笔发刻，每一字工价银一分……刻宋字，每百字工价银八分；刻软字，每百字工价银一钱四分至一钱六分不等；刻书内图像，量其大小多寡酌给工价。”不过，一般只有集中刊刻大部头丛书、类书时需要外雇工匠，其余日常的大部分刻书任务都是由内务府本部人员承担的。清朝皇帝重视文化建设，将读书立学引入内务府包衣群体中。于康熙二十五年（）与雍正七年（）先后设立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令内务府三旗包衣佐领、管领下的子弟就学，分满、汉书房，特派专官教习文义骑射等基础学科。雍正元年，朝廷创设翻译科考，随后设立的咸安宫官学也专门开设了翻译科目，结合骑射、满汉书法等科目，重点培养人才，并鼓励包衣学生参加科举，步入仕途。在清代的各种官缺之中，专门设有“包衣缺”，以及侍卫、笔帖式、拜唐阿等特殊岗位，专门供包衣出仕、晋升。内务府包衣除了承担宫廷服务工作以外，还有机会接受专门教育，享有科举入仕以及考取翻译中书和笔帖式等官职的权利。所以，内务府包衣人群普遍具备一定的文化素质，有能力承担宫廷修书、刊刻的任务，较高的工匠素质也是清代宫廷刻书质量的一重保障。层层把关的内府雕版一部宫廷刻书的背后，会倾注宫廷里大量人员的心血。上至皇帝，下至大臣、工匠等。雕版印刷术起自隋唐，繁盛于宋元。至明清时期，雕版印刷已经具备了现代印刷中的制版、施墨、压印、装订等较为完善的流程。《说文通训定声》中对“版”的定义是：“判木为片，名之为版。”顾名思义，雕版印刷即在木板上雕刻图文内容，再刷墨印制，实际上是“由墨到纸，由纸到木，由木再到纸”的过程。也正是因为其技术特性，要求版面雕刻需“一气呵成”，无法像今天的电子版面一样可以便捷地随时修改。这就决定了一份书稿需要经过层层把关定稿，才能正式交付雕刻、印刷。编纂和审定是印刷之前最重要的两个环节。根据《清会典》记载，“凡纂修一切书史，（翰林院）掌院学士充正副总裁官；侍读学士以下、检讨以上，充纂修官；典簿、待诏、孔目充收掌官；笔帖式充誊录官。”每部书籍都要有总裁官总览全局，组织一套学者班子参与具体编纂，最终将编好的书稿誊录在册，提交审核。由皇帝牵头纂修的“御制”“钦定”书籍，更是需要上呈“御览”，按照皇帝的意见加以修改。未能通过审核者则“留之禁中”，没有刊发面世的机会，而通过皇帝审核的书稿，还有机会得到其亲自题写的“御制序文”，送武英殿修书处付梓刊行。制作和校对是一部书籍由“稿”成“书”的关键步骤，这两大类工作由武英殿修书处下设的监造处、校刊翰林处分别负责。监造处下的刷印作，专司钩摹御书、刊刻书籍、写样刷印、折配齐订等事，可以完成全流程的雕版印刷。首先，需要将审定无误的底稿誊写为“清样”，作为雕刻的母本。负责誊写之人需要具备较高的书法水平。汉文书写者，一般从翰林、国子监生中选用“年力精壮、字画端楷、情愿效力者”送武英殿，以备缮写誊录之用。满、蒙等多文体书写者，则多从笔帖式中选用。笔帖式（满语音译，意为掌文书者）是清代特有官职，在各部院衙门都有广泛设置，掌管翻译、缮写、档案管理等文书工作。尤其翻译一科，最为重要，许多内务府包衣便是通过翻译科考试获得笔帖式职衔的。缮写完成后，将字迹清晰、美观的“清样”贴到木板上供工匠影照雕刻。由此可见，故宫展出的“清内府刻满蒙汉三体合璧本《三合圣谕广训》”或许正是内务府包衣所刻。清代典籍与雕版金瑶摄校刊翰林处的满汉翰林学士、校录等员负责校正文字。雕版初刻成，先将底版交给此处校勘无误后，再送监造处进一步印刷、折配、装裱，刻好的雕版由内务府统一保管。以上工作告竣，印成的书稿由翰林处校对字画圈点，由其纂修班子校对内容文义。校勘无误后，需要将成书再次上奏皇帝，请旨颁赐，一部宫廷刻书才真正告成。武英殿刻印书籍流程异常繁琐，但都必须按严格程序一一奏请，不得有失。参与纂修、缮写、刊刻、校对的人员众多，整体文化素质较高，加之层层严格把关，共同造就了高水准的清代宫廷雕版书籍。多语种合璧书籍有重要意义故宫雕版馆展出的《圣谕广训》是清朝立国初期采用儒家学说编纂的书籍，意在推行德政，训育万民。顺治朝颁布的《六谕》只有二十四字，康熙朝扩充为《圣谕十六条》。雍正二年（）进一步添加了注释，并出于广为训导之意命名为《圣谕广训》，内容已经达万言。提倡使用多民族文字的合璧书写是清朝语言文字政策的显著特征。清入关以前，满汉双语印刷品就已经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了。自皇太极登基，满洲统治者主导下的满、汉、蒙等民族共同体日益牢固，在多元文化传统影响及现实环境条件下，三体合璧书写格局正式形成。崇德以后，凡国家大政大典，如颁诏仪、进表笺仪、册封仪、将帅出征仪等，俱用三体字式，塑造天下“共主”的形象。清朝定鼎中原后，历经几代帝王的开拓与经营，于乾隆时期基本完成了统一大业，疆域空前辽阔。新疆地区的察合台文与托忒蒙古文、青藏高原的藏文等越来越多的民族文字进入官方视野。清朝统治者认为，以不同的文字形式表达相同的“义理”，即是四海内外无所异的“同文”。海内之民只要输诚向化，即可成为“大一统中国”的一员。于是，越来越多种民族文字成为合璧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满蒙汉藏四种文体《大藏经》雕版金瑶摄乾隆时期，内府刻书业也更加成熟，多语种合璧书写为中心的大型图书编纂异常繁荣。除了故宫雕版馆展出的满蒙汉三体合璧《圣谕广训》以及满蒙汉藏四种文体《大藏经》之外，满、蒙、汉、藏、察合台五体合璧《御制五体清文鉴》等合璧书写典籍也格外瞩目。乾隆中期，最终奠定了满、汉、蒙、藏、托忒、察合台六体合璧书写的格局，并广泛应用到许多具有政治文化象征意义的石碑、匾额的书写和镌刻上。如北京的国子监、孔庙、历代帝王庙等处的下马碑文，避暑山庄正门御题“丽正门”等，无不彰显着清帝“书同文”的大一统功绩和“天下共主”的身份，更是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格局奠定了深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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