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庙,明清时期皇帝祭奠祖先的家庙,乃系皇帝一家直系的专门祭祀场所。但经皇帝许可,近支皇亲或有功于社稷的皇亲,或者大功于社稷的功臣,也可拥有“配享太庙”的资格。抬旗,即清朝旗人为抬高出身而抬升旗籍的制度。一般而言,指的是“汉军旗”抬升至“满洲旗”;或者由“下五旗”抬升至“上三旗”;再或者由“八旗包衣”抬升至正常旗籍。
清代八旗将士形象“八旗制度”创设之初,仅有黑、白、红、蓝四旗,而后随着努尔哈赤对女真部落的逐渐统一,“归服益广”,而将“四旗”扩编为“八旗”,分别为:镶黄、正黄、正白、镶白、正蓝、镶蓝、正红、镶红等八旗。
天聪九年,皇太极在努尔哈赤所设蒙军旗的基础上,编成“八旗蒙军”;崇德七年,又完成了“八旗汉军”的编制。自此,“八旗满洲”、“八旗蒙军”和“八旗汉军”共同组成了清朝的“八旗制度”,影响甚至决定了整个清王朝余年的历史命运。凡拥有“旗籍”者,无论满、蒙、汉,皆称为“旗人”。
清朝的“八旗”又有“上三旗”和“下五旗”之分,“上三旗”由皇帝亲掌,地位尊崇;“下五旗”由亲王、贝勒等统领,地位稍差。顺治年间,多尔衮病逝以后,顺治皇帝将其正白旗纳入“上三旗”,自此,镶黄旗、正黄旗和正白旗固定为“上三旗”;镶白旗、正蓝旗、镶蓝旗、正红旗、镶红旗固定为“下五旗”。
清朝时期的旗籍固定,世代相随,“抬旗”便成了旗人改变身份地位的重要途径,更是抬高出身的唯一途径。
作为一种特殊的褒奖酬劳,“抬旗”仅发生在以下几种情况:
1、皇帝特批;2、该管衙门奏请;3、康熙朝以后,“贵妃”以上妃嫔及其母家,凡出身“下五旗”或“包衣”者,皆抬至“上三旗”,以提高身份,与皇帝匹配膺号。
这里有个特殊情况需要进行说明,那就是非“满洲八旗”出身的后宫妃嫔,抬至“满洲八旗”后,会在其姓氏之后加缀“佳”字,变成满洲姓氏。比如,佟佳氏、魏佳氏、金佳氏等等。
就此来看,想要获得“抬旗”,除了成为皇帝的高等妃嫔外,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蒙皇帝恩宠,予以特批。比如,出身“汉军正蓝旗”的雍正朝名臣——田文镜,因“政绩突出、受上眷最深”而被“命抬入正黄旗”。
雍正帝宠臣——田文镜剧照可在雍正朝,还有一位地位显赫的国之柱臣,官职、地位、影响都远在田文镜之上,甚至还拥有了“配享太庙”的极大恩宠,却为何没能获得“抬旗”资格呢?
他就是身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至内阁首辅、首席军机大臣,开创了“有清一代文臣获封伯爵之先河”,清朝唯一一位“配享太庙”的汉臣——张廷玉。
张廷玉之所以未被“抬旗”,主要由三方面的因素制约:
1、张廷玉的汉人身份制约
清朝时期,拥有“旗籍”的汉人只有两类:1、隶属“八旗汉军”的汉人;2、隶属“内务府包衣”或者“下五旗包衣”的汉人。
“八旗汉军”,自清朝入关之前的皇太极时期便已经形成,世代相传、身份固定。清朝入关以后,“汉军旗”不再扩编,行至乾隆朝,乾隆皇帝甚至还以“汉军生齿日繁,生计未免艰窘”为由,准许“汉军旗”脱旗为民,主动放弃“旗人”身份。
同样,“八旗满洲包衣”中的汉人成员,也早在入关之前就已经固定,世代繁衍,世代为奴。
也就是说,清朝入关以后,正儿八经的汉人再想成为旗人,已经毫无可能。所以,即使张廷玉官至朝廷宰辅,即使拥有“配享太庙”的至高荣誉,也无法获得“抬旗”资格,从汉人变成旗人。
或许有人会说,既然雍正皇帝能为张廷玉开创“汉臣配享太庙之先例”,乾隆皇帝能为张廷玉开创“文臣获封伯爵之先河”,为何就不能为其再破一次例,让张廷玉破格成为“旗人”呢?
这就牵扯到雍正皇帝和张廷玉这对君臣的具体考虑了。
雍正帝宠臣——张廷玉剧照2、雍正皇帝重用张廷玉的真正目的
历史上的张廷玉,虽为进士出身,但其于康熙朝的仕途升迁几乎全部仰仗于他时任“文华殿大学士兼任礼部尚书”的父亲张英。而且,康熙朝时期的张廷玉,也并非如《雍正王朝》所演绎的那般,官至内阁宰辅,只做到了正二品的吏部侍郎。
雍正皇帝登基之初,根基不稳,急于培植一批为己所用的政治势力。这个势力集团自然要由皇室宗亲、满洲勋贵和拥有一定名望的汉臣组成,才能行之有效,才能代表各个阶层,才能真正发挥到稳固统治根基的积极影响。
挑来选去,雍正皇帝选中了张廷玉。对于张廷玉的选择,雍正皇帝有着三方面的考虑:
1、系康熙朝旧臣,能够协助自己尽快熟悉政务;
2、其“气度端凝、应对明晰”,有学识、有才干;
3、更重要的是,张廷玉的父亲张英,乃系雍正皇帝的恩师。有了这层关系,才有了雍正皇帝对张廷玉的信任和倚重。
碍于“扬满抑汉”的国策影响,碍于朝野上下对雍正皇帝“重汉轻满”的不满,雍正皇帝虽然并未立即将张廷玉提拔到显赫位置,但却让其成为了自己的高级秘书,为其奠定了仕途腾飞的基础。
雍正六年,张廷玉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兼任吏部尚书;雍正七年,军机处成立,张廷玉在“典掌军机”的基础上,又同时监管了吏、户两部,成为名副其实的“朝廷宰相”。此时的大清朝,除了雍正皇帝和“常务副皇帝”胤祥,恐怕就是张廷玉最为显赫了。
雍正皇帝之所以如此重用张廷玉,其目的就在于利用他汉人和读书人的双重身份,为天下的汉人和读书人树立一个“受上眷最深”的榜样,以争取、拉拢到汉人、读书人的支持。
如此背景下,如果雍正皇帝贸然将张廷玉变成“旗人”,那么上述积极影响便会全部消失,雍正皇帝费力搭建的政治生态也会立马失去平衡。也就是说,张廷玉保持汉人身份,对于雍正皇帝的皇权稳固,至关重要,他不能让张廷玉变成“旗人”。
3、张廷玉“只为臣,不为奴”的书生本色
纵观有清一朝,除了清初时期特殊背景下的汉人藩王,汉臣中当属张廷玉的官职最大、地位最高。雍正六年以后的张廷玉,已然成为了天下读书人的精神导师,成为了“学而优则仕”的最佳楷模。再加上其自身的门生故吏、下属臣僚,张廷玉几乎能代表整个汉臣队伍,甚至能代表整个中原地区的汉人。
即使没有“扬满抑汉”的不公平待遇,天生傲骨的读书人张廷玉“入仕为臣,已有玷污圣贤之亏”,如果再从“汉人”变成“旗人”,从“臣”变成“奴才”,恐怕天下读书人光用唾沫就能将其淹死。
官至内阁首辅、领班军机如何,“配享太庙”又如何,只要你变成了“旗人”,你就是皇帝的“奴才”,而非“臣”。这个在汉人看来最为严重的罪过,张廷玉不敢背,更不想背,所以,即使雍正皇帝为其破例“抬旗”,张廷玉恐怕也会拼死推辞,坚决。
后记
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清朝统治阶层利用“八旗制度”来抬升本民族的身份地位,有着其具体的统治需要。毕竟,面对庞大的中原地区,统治阶层也只能用“扬满抑汉”的国策来填补自己内心的不自信。
以张廷玉为代表的汉人,入朝为臣,只是一种人生选择,这无可厚非;而且他也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更重要的是,他还坚守住了“只为臣,不为奴”的书生本色,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所以,即使没有“八旗制度”的规定限制,即使没有雍正皇帝的政治考虑,张廷玉也不会放弃“汉人”身份,变成“旗人”。这无关民族、无关阶层,更无关“狄夷之辨”,这只是一个读书人的本色。
参考文献:《清代八旗制度》、《清史稿·列传七十五》、《清实录·世宗实录》、《啸亭杂录》、《钦定八旗通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