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庙，明清时期皇帝祭奠祖先的家庙，乃系皇帝一家直系的专门祭祀场所。但经皇帝许可，近支皇亲或有功于社稷的皇亲，或者大功于社稷的功臣，也可拥有“配享太庙”的资格。抬旗，即清朝旗人为抬高出身而抬升旗籍的制度。一般而言，指的是“汉军旗”抬升至“满洲旗”；或者由“下五旗”抬升至“上三旗”；再或者由“八旗包衣”抬升至正常旗籍。
清代八旗将士形象“八旗制度”创设之初，仅有黑、白、红、蓝四旗，而后随着努尔哈赤对女真部落的逐渐统一，“归服益广”，而将“四旗”扩编为“八旗”，分别为：镶黄、正黄、正白、镶白、正蓝、镶蓝、正红、镶红等八旗。
天聪九年，皇太极在努尔哈赤所设蒙军旗的基础上，编成“八旗蒙军”；崇德七年，又完成了“八旗汉军”的编制。自此，“八旗满洲”、“八旗蒙军”和“八旗汉军”共同组成了清朝的“八旗制度”，影响甚至决定了整个清王朝余年的历史命运。凡拥有“旗籍”者，无论满、蒙、汉，皆称为“旗人”。
清朝的“八旗”又有“上三旗”和“下五旗”之分，“上三旗”由皇帝亲掌，地位尊崇；“下五旗”由亲王、贝勒等统领，地位稍差。顺治年间，多尔衮病逝以后，顺治皇帝将其正白旗纳入“上三旗”，自此，镶黄旗、正黄旗和正白旗固定为“上三旗”；镶白旗、正蓝旗、镶蓝旗、正红旗、镶红旗固定为“下五旗”。
清朝时期的旗籍固定，世代相随，“抬旗”便成了旗人改变身份地位的重要途径，更是抬高出身的唯一途径。
作为一种特殊的褒奖酬劳，“抬旗”仅发生在以下几种情况：
1、皇帝特批；2、该管衙门奏请；3、康熙朝以后，“贵妃”以上妃嫔及其母家，凡出身“下五旗”或“包衣”者，皆抬至“上三旗”，以提高身份，与皇帝匹配膺号。
这里有个特殊情况需要进行说明，那就是非“满洲八旗”出身的后宫妃嫔，抬至“满洲八旗”后，会在其姓氏之后加缀“佳”字，变成满洲姓氏。比如，佟佳氏、魏佳氏、金佳氏等等。
就此来看，想要获得“抬旗”，除了成为皇帝的高等妃嫔外，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蒙皇帝恩宠，予以特批。比如，出身“汉军正蓝旗”的雍正朝名臣——田文镜，因“政绩突出、受上眷最深”而被“命抬入正黄旗”。
雍正帝宠臣——田文镜剧照可在雍正朝，还有一位地位显赫的国之柱臣，官职、地位、影响都远在田文镜之上，甚至还拥有了“配享太庙”的极大恩宠，却为何没能获得“抬旗”资格呢？
他就是身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至内阁首辅、首席军机大臣，开创了“有清一代文臣获封伯爵之先河”，清朝唯一一位“配享太庙”的汉臣——张廷玉。
张廷玉之所以未被“抬旗”，主要由三方面的因素制约：
1、张廷玉的汉人身份制约
清朝时期，拥有“旗籍”的汉人只有两类：1、隶属“八旗汉军”的汉人；2、隶属“内务府包衣”或者“下五旗包衣”的汉人。
“八旗汉军”，自清朝入关之前的皇太极时期便已经形成，世代相传、身份固定。清朝入关以后，“汉军旗”不再扩编，行至乾隆朝，乾隆皇帝甚至还以“汉军生齿日繁，生计未免艰窘”为由，准许“汉军旗”脱旗为民，主动放弃“旗人”身份。
同样，“八旗满洲包衣”中的汉人成员，也早在入关之前就已经固定，世代繁衍，世代为奴。
也就是说，清朝入关以后，正儿八经的汉人再想成为旗人，已经毫无可能。所以，即使张廷玉官至朝廷宰辅，即使拥有“配享太庙”的至高荣誉，也无法获得“抬旗”资格，从汉人变成旗人。
或许有人会说，既然雍正皇帝能为张廷玉开创“汉臣配享太庙之先例”，乾隆皇帝能为张廷玉开创“文臣获封伯爵之先河”，为何就不能为其再破一次例，让张廷玉破格成为“旗人”呢？
这就牵扯到雍正皇帝和张廷玉这对君臣的具体考虑了。
雍正帝宠臣——张廷玉剧照2、雍正皇帝重用张廷玉的真正目的
历史上的张廷玉，虽为进士出身，但其于康熙朝的仕途升迁几乎全部仰仗于他时任“文华殿大学士兼任礼部尚书”的父亲张英。而且，康熙朝时期的张廷玉，也并非如《雍正王朝》所演绎的那般，官至内阁宰辅，只做到了正二品的吏部侍郎。
雍正皇帝登基之初，根基不稳，急于培植一批为己所用的政治势力。这个势力集团自然要由皇室宗亲、满洲勋贵和拥有一定名望的汉臣组成，才能行之有效，才能代表各个阶层，才能真正发挥到稳固统治根基的积极影响。
挑来选去，雍正皇帝选中了张廷玉。对于张廷玉的选择，雍正皇帝有着三方面的考虑：
1、系康熙朝旧臣，能够协助自己尽快熟悉政务；
2、其“气度端凝、应对明晰”，有学识、有才干；
3、更重要的是，张廷玉的父亲张英，乃系雍正皇帝的恩师。有了这层关系，才有了雍正皇帝对张廷玉的信任和倚重。
碍于“扬满抑汉”的国策影响，碍于朝野上下对雍正皇帝“重汉轻满”的不满，雍正皇帝虽然并未立即将张廷玉提拔到显赫位置，但却让其成为了自己的高级秘书，为其奠定了仕途腾飞的基础。
雍正六年，张廷玉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兼任吏部尚书；雍正七年，军机处成立，张廷玉在“典掌军机”的基础上，又同时监管了吏、户两部，成为名副其实的“朝廷宰相”。此时的大清朝，除了雍正皇帝和“常务副皇帝”胤祥，恐怕就是张廷玉最为显赫了。
雍正皇帝之所以如此重用张廷玉，其目的就在于利用他汉人和读书人的双重身份，为天下的汉人和读书人树立一个“受上眷最深”的榜样，以争取、拉拢到汉人、读书人的支持。
如此背景下，如果雍正皇帝贸然将张廷玉变成“旗人”，那么上述积极影响便会全部消失，雍正皇帝费力搭建的政治生态也会立马失去平衡。也就是说，张廷玉保持汉人身份，对于雍正皇帝的皇权稳固，至关重要，他不能让张廷玉变成“旗人”。
3、张廷玉“只为臣，不为奴”的书生本色
纵观有清一朝，除了清初时期特殊背景下的汉人藩王，汉臣中当属张廷玉的官职最大、地位最高。雍正六年以后的张廷玉，已然成为了天下读书人的精神导师，成为了“学而优则仕”的最佳楷模。再加上其自身的门生故吏、下属臣僚，张廷玉几乎能代表整个汉臣队伍，甚至能代表整个中原地区的汉人。
即使没有“扬满抑汉”的不公平待遇，天生傲骨的读书人张廷玉“入仕为臣，已有玷污圣贤之亏”，如果再从“汉人”变成“旗人”，从“臣”变成“奴才”，恐怕天下读书人光用唾沫就能将其淹死。
官至内阁首辅、领班军机如何，“配享太庙”又如何，只要你变成了“旗人”，你就是皇帝的“奴才”，而非“臣”。这个在汉人看来最为严重的罪过，张廷玉不敢背，更不想背，所以，即使雍正皇帝为其破例“抬旗”，张廷玉恐怕也会拼死推辞，坚决。
后记
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清朝统治阶层利用“八旗制度”来抬升本民族的身份地位，有着其具体的统治需要。毕竟，面对庞大的中原地区，统治阶层也只能用“扬满抑汉”的国策来填补自己内心的不自信。
以张廷玉为代表的汉人，入朝为臣，只是一种人生选择，这无可厚非；而且他也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更重要的是，他还坚守住了“只为臣，不为奴”的书生本色，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所以，即使没有“八旗制度”的规定限制，即使没有雍正皇帝的政治考虑，张廷玉也不会放弃“汉人”身份，变成“旗人”。这无关民族、无关阶层，更无关“狄夷之辨”，这只是一个读书人的本色。
参考文献：《清代八旗制度》、《清史稿·列传七十五》、《清实录·世宗实录》、《啸亭杂录》、《钦定八旗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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