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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汉间的联姻，在清初没有禁例。
相反，作为笼络汉人的一种策略，还一度受到满洲统治者的鼓励。
1、满汉通婚的缘起
天命三年()，努尔哈赤攻取明朝抚顺，守将李永芳降附，娶努尔哈赤第九子、贝勒（王）阿巴泰女；佟养性自明投归，努尔哈赤赐宗室女，据清皇室《玉牒》，该女即努尔哈赤第三子阿拜之女。两人对外均称“额驸”（女婿之义)。
努尔哈赤倚重的汉人将领刘兴祚，又名爱塔，娶大贝勒代善（努尔哈赤第二子）养女。他们都与汗家族（宗室）缔结这样或那样的婚姻关系，并且在子孙辈延续，形成世代联姻。
清太宗皇太极即位后，汉人政治地位明显提高，满汉联姻范围进一步扩大。皇太极攻取大凌河城后，采纳贝勒岳托建策，以诸贝勒女妻明朝一品降官，以诸大臣女妻二品降官，以国中汉人女和庄头女给配众降兵。与此同时，汉人女嫁给满人的也不少。
《顺治朝题本》就提到，亲王阿济格有“尼堪福晋”（尼堪，是汉人的意思，福晋，对夫人的尊称)，即娶自汉人的妻子。
顺治帝福临定鼎北京，准满汉官民相互婚娶。
五年八月上谕：
“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
数日后又颁布婚嫁报部的具体办法：
满洲官员之女，欲与汉人为婚者，先须呈明户部，酌情具奏或自行办理；无职人等之女，部册有名者，令各牛录章京报部方嫁，无名者，听各牛录章京自行遣嫁；汉官之女，欲与满洲人为婚者，亦行报部，无职者听其自便，不必报部；起满洲官民，娶汉人之女，实系为妻者，方准其娶。
此即清初著名的满汉通婚条例。
2、顺治“赐婚”国策
福临为表率天下，选汉宫女备六宫。户部左侍郎石申女，承恩赐居永寿宫，冠服用汉式，后封格妃。
当时满、汉矛盾尖锐，通婚尚不普遍，但满洲人是统治者，享有种种特权，民人嫁女于满人的现象应是存在的。
对汉人降臣，清廷则沿用“赐婚”传统国策。
诸如范文程、洪承畴、冯铨之流，无不受赐满妇。
明朝阉党余孽冯铨降清后纳满洲妇并借此附入旗籍，就是中间的一段插曲。
冯铨，涿州人，明万历进士，天启年间，投靠于大太监魏忠贤，得以入阁拜相。他部裁《三朝要典》，作《辽东传》，陷害忠臣熊廷弼于死地。崇祯帝即位后剪除阉党，搜得冯铨为魏忠贤祝寿百韵诗，论罪杖徒，赎为民。
清朝入京，录用旧臣，冯铨以大学士原衔入内院佐理机务，录任礼部尚书、中和殿大学士。
冯铨是五代时“长乐老”冯道一类，无气节无人格见风使舵的官僚，老奸巨猾，邀宠有术。冯铨死于康熙十一年()，生前清帝曾赐给八旗满洲纳兰氏，即内务府总管鄂貌图之女。
胡世安《贺元辅冯鹿庵赐婚二首上元次日》中有“春台布令倚三公，奉敕联姻瀚海东”句。“鹿庵”是冯铨字，诗中点明是皇帝赐婚。
冯铨因此疏陈“叨承宠命，赐婚满洲，理应附籍满洲编氓之末”，并如愿以偿。
冯铨后人世代隶属内务府汉军镶黄旗，乾隆朝大学士英廉即其后裔。
英廉曾孙福格，字申之。咸丰初，以惠州通判留在僧格林沁山东军中，后升山东莒州知州。他熟悉清朝掌故，尤详于满洲情况。所著《听雨丛谈》书稿扉页，题有“长白福格申之撰”。
“长白”即长白山，一向被满洲人视为祖先肇兴之地，因此成为满洲血统与满洲文化传统的重要象征。
福格先世入旗近二百年，与满洲人长期通婚，血统上早已融为一体，他自属“长白”，正是从血统、文化乃至心理趋于满化的自然表露。
3、满汉通婚的最高形式——与“三藩”联姻
清初满汉通婚的最高形式，是皇室与“三藩”贵族的联姻。
清朝入关初，统治基础未稳，对西南和东南沿海广大地区的征服与控制，主要倚重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继茂(后由耿精忠袭爵)、平南王尚可喜、定南王孔有德。
吴三桂镇云南，耿继茂镇福建，尚可喜镇广东，孔有德镇广西，四王地位尊显，战功赫赫，各拥重兵，呼吸响应，形成清王朝震慑南方的有力藩屏。
顺治九年（)，南明李定国攻陷广西桂林，孔有德遇难爵除，吴、耿、尚三王继续镇其地，形同割据，史称“三藩”。
其时，中原内地干戈扰攘，汉人反抗此伏彼起，八旗兵力捉襟见肘，疲于奔命。
在这种形势下，清廷只得暂时容忍“三藩”的尾大不掉，为了倚重其实力，又不能不加紧笼络。
与“三藩”本人及其子弟缔结婚姻，是笼络的重要手段。
（一）吴三桂家族满汉联姻
在“三藩”中，因“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平西王吴三桂降清最晚，但战功最著，实力最强。清廷赐其四满洲妇，以示宠异。
顺治年间，“三藩”诸子相继上送京师，名义上是“奉侍”皇帝，实际兼有充当人质的作用。
但不管背景如何，至少从表面看来，这些子弟出入禁廷，姻联皇室，俨然是京师汉人中地位最显赫的贵族。
顺治二年（)，吴三桂晋封亲王。
顺治十年()，其长子吴应熊尚世祖皇帝福临最年幼的异母妹（即清太宗皇太极的第十四女)，当时和硕公主年仅十三岁。吴应熊封和硕额驸后，留侍京师，顺治十四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吴三桂反，翌年四月诏执吴应熊并其子世霖，处死。
（二）耿精忠家族满汉联姻
在耿氏三兄弟中，长子耿精忠，顺治十一年（)遣往北京侍奉世祖皇帝，因父卓有战功，封一等精奇尼哈番，娶肃亲王豪格女，因称和硕额驸。康熙二年（)赴福建习军事。
康熙十年（)，耿继茂死，精忠袭父爵，后因参与吴三桂叛乱，爵除。次子昭忠，生于崇德二年（)，顺治十一年（)十五岁入侍禁廷，授一等精奇尼哈番，“以异姓诸王子之贵，加之额驸之贵”，娶固山贝子苏布图女固山格格，由世祖皇帝赐婚得封固山额驸，寻加授多罗额驸，加太子少保、进太子太保。
三子聚忠，顺治十五年（)十一岁时入侍内廷，康熙二年（)娶安亲王岳乐（饶余郡王阿巴泰子）之女。
该女顺治九年()生，因有“世祖皇帝抚育宫中”的名义，得享和硕公主（柔嘉公主）封号，聚忠封和硕额驸，初授三等精奇尼哈番，康熙七年()加太子少师。
康熙十三年兄精忠响应吴三桂反，清圣祖玄烨诏执聚忠于狱，翌年七月释放复官职如故，十五年进太子太保。
聚忠和公主殁后葬北京门头沟区龙门耿王坟。
（三）尚可喜家族满汉联姻
平南王尚可喜有子三十三人，其中最有名的有二人，其一为次子尚之信。
之信生于清崇德元年（)，其兄早亡，遂为嫡长子，顺治十一年（)春入待世祖福临。这年，之信十八岁，福临十七岁，两人年龄相近，加之他天资颖悟，彬彬有礼，深得福临器重，“出入必从，呼为崦答”，特旨进公爵，又进少保兼太子太保。
“崦答”，在碑文中写为“俺答”，为满语(anda安达)的音译，意为朋友、至交，是生活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但尚之信所获“安达”并不是随意性称呼，而是世祖特赐封号，所以在正式场合必与其他爵秩一同冠于姓氏之前。
之信因在父辈撮合下已娶耿精忠妹，而与额驸爵位无缘，但清廷又不愿因此降低他的身份，故赐予“安达”封号。这一封号从顺治朝沿袭到康熙朝，待遇与和硕额驸相等。由此可见清廷笼络藩王的一番苦心。
康熙十年（)，尚可喜以年老多病为由奏请放归之信，朝廷乃遣之信赴广东佐军事。但他秉政后为人专横暴戾，很快失去父亲和朝廷信任，后起兵响应吴三桂叛乱，不久降清，其时，康熙帝在公文中仍称之为：“平南亲王安达尚之信”，直到被杀爵除。
尚之信就戮前，其母舒氏、胡氏疏言：
“之信怙恶不悛，有不臣之心。恐祸延宗祀，乞上行诛。”
舒氏、胡氏，即老平南王尚可喜之妻，舒氏即舒穆禄氏，与胡氏均系清廷赐予可喜的满洲妇，她们深知尚之信罪恶深重，故上疏康熙帝将其诛死。
尚家只出了一位额驸，即第八子尚之隆。之隆生于顺治三年()，十四年()与之孝、之廉、之辅、之佐等兄弟一起送往京师，三年后（即年)尚公主。
公主为福临养女，即福临兄承泽亲王硕塞女，顺治五年()生，抚养宫中，出嫁时仅十三岁，封和硕公主（后封和硕和顺公主)，之隆得封和硕额驸。
康熙十年（)，他携公主及女儿远赴广州探视父亲。此后，长期留居京师。康熙十五年兄尚之信响应吴三桂叛乱，康熙帝诏免之隆连坐罪。四十一年授领侍卫内大臣。六十一年（)卒。
和顺公主则卒于康熙三十年()十一月，墓地即今北京市丰台区张郭庄公主坟。
4、清朝皇室为满汉联姻有多拼？
顺治年间定：
皇后所生女，封固伦公主；皇妃所生女，封和硕公主；亲王女，封和硕格格；郡王女，封多罗格格；贝勒女，封贝勒多罗格格；贝子女，封固山格格；公女，封公格格；若宫中抚养下嫁者，亦称为和硕公主。
不过，无论是对外藩蒙古王公，还是对“三藩”汉人重臣，清廷出嫁皇室女往往采取破格册封的办法。
耿氏三兄弟中，聚忠、精忠所娶为亲王女，按制应封和硕格格，却给予“和硕公主”封号；昭忠所娶为贝子女，按制应封固山格格，却给予“多罗格格”的封号。
究其原因，皇帝亲生女本来有限，能够活到出嫁年龄的更少，需要通过婚姻关系笼络的对象却多得多，权宜之计只能是“破格册封”，而“破格册封”的口实也几乎如出一辙，自幼“抚育宫中”，即成为皇帝皇后的养女。
这种做法并非清皇室所独创，早在汉唐时代的中原王朝已屡试不爽。将皇室亲贵女升格为“公主”，主要是为了提高被赐婚者的身份和待遇，满足后者的荣誉心，进而达到政治上笼络和控制的目的。
除了“三藩”家的五位额驸，破格受封的还有因娶汉人“公主”而成为特殊额驸的孙延龄。延龄系定南王孔有德部将孙龙之子，幼年即与孔有德之女孔四贞订婚。
顺治九年（)，南明李定国进攻广西桂林，孔有德阖家遇难，孔四贞是唯一的幸存者，两年后被送到北京。因其父为清朝殉节，孝庄皇后抚育宫中，视同郡主，食和硕格格俸禄。
顺治十七年（)，与孙延龄完婚，并遥控其父在广西的旧部。延龄晋封和硕额驸，成为议政王大臣，赐袭一等男爵。延龄所娶虽为汉女，已为满洲皇室收养，此不失为满汉联姻的特殊形式。
满洲皇室与“三藩”的联姻可谓用意深远，但事态的发展却表明，这种政治联姻，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纠结在“三藩”叛乱这一重大史事中的矛盾是如此错综复杂，如此不可调和，以致最终发展为大规模暴力冲突的形式，这当然不是几重脆弱的婚姻所能化解的。
这个教训对清廷可谓刻骨铭心，“三藩”之后，满洲皇室与汉人贵族的联姻基本中断。
5、左右逢源的汉军旗
但是，在八旗内部，满洲、蒙古、汉军的婚姻始终不受限制。
清朝诸帝往往选娶汉军之女：
顺治帝妃中有四人出身汉军，即陈氏、唐氏、杨氏、苏氏；康熙帝所娶汉军女子有王氏、高氏、袁氏、刘氏。
康熙生母孝康后（康熙时尊称慈和太后）是汉军佟图赖女，而佟图赖妻又为满洲觉罗氏。嘉庆帝母孝仪后也出身汉军。
清制：
后族出身于汉军准予抬入满洲旗。孝仪后为清泰女，清泰姓魏氏，本汉军，嘉庆年间抬入满洲镶黄旗，改魏佳氏。这不过是援用孝康后一族抬旗的旧例。在普通旗人中，汉军与满人联姻也很普遍。
在各类旗人中，汉军应是婚姻关系网络最广泛的人群，他们一方面与满、蒙旗人保持通婚，另一方面，与民人联姻也相当普遍。
康熙五十二年()，朝鲜使臣在北京调查汉人与汉军通婚状况。
受问者称：十分之内可有五分。这种情况，在汉军家谱中也得到充分印证。
自雍正朝起，满洲统治者明显采取将汉军与满洲、蒙古旗人区别对待的政策。
雍正五年（)，福州将军蔡良奏称：
当地八旗汉军兵丁及闲散壮丁一万二千余名中，娶民女者二百一十四名，聘女给民人的二名。他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奏请严行查禁。
雍正帝朱批却表示：
“已往原可不究，将来当着实核禁。”
既往者不究，等于默认既成事实，禁令固严，结果仍是禁而不止。
广州是清前期唯一未设满城的驻防地，旗界与民界壤地相接，加之当地汉军多由原“三藩”部属改编而来，在当地世代居住，形同土著。他们与民人往来密切，联姻缔友，由来已久。
雍正末年，汉官杨弘绪于福建盐驿道任内进京引见，在京私买旗女为妾。
署福州将军满人准泰为此奏称：
“除此之外，未经发觉者实不知凡几。更闻得别省汉军驻防地方，多有将女儿许配民人者，总以定例未载相沿成习。”
他认为汉军与满洲、蒙古同属旗人，所有定例应划一遵行。请此后凡汉军旗人之女悉照满洲、蒙古之例，不许私与汉人结姻。
雍正帝却朱批：
“向来既未定例禁约，此非目前要务，姑且听之。”
上述情况说明，汉军与民人通婚，清初本无禁令，雍正朝在加紧限制满洲、蒙古与民人联姻同时，对汉军与汉人的婚姻仍取听任态度。
其结果，汉军一面与满、蒙旗人通婚，一面又与汉人通婚，在旗人与民人的血缘交流中，它实际起着枢纽的作用。
6、屡禁不绝的满汉通婚的原因
乾隆一朝在禁止满汉通婚方面，更为严厉。
但乾隆帝对待汉军与汉人婚姻，同样持放任态度。奉天锦州副都统党在曾奏请，对所属八旗蒙古、锡伯、巴尔虎、汉军、包衣佐领下人的女儿，应照满洲旗人定例，禁止与汉人结亲。
乾隆帝答复说：
“汉军每与汉人结亲，历年已久，毋庸禁止，其另户蒙古、锡伯、巴尔虎佐领子女，俱照满洲例。”
乾隆帝听任汉军与汉人结亲，至少基于两点考虑。
其一，汉军与民人通婚历年已久，非一纸禁令所能阻止，与其兴师动众，徒生扰壤，不如息事宁人，听之任之。
其二，他一向认为，汉军旗人原本汉人，当“八旗生计”问题严峻起来后，他更倾向于用牺牲汉军旗人利益，来确保满人利益。
为此，他不惜将大部分汉军出旗为民。在他眼里，这是更彻底的解决办法。
旗民通婚，以旗人娶民女居多，旗女嫁民人者相对较少。
旗人娶亲，俗尚铺张。杭州、乍浦满营内婚嫁论财，相沿成习。但随着八旗生计恶化，不少下层旗人无力筹措财札，以致婚姻失时。
旗人宝琳管辖杭州八旗时，营内仅婚约已定、因出不起财礼而不能及时娶妻者多达数百家。生计所迫，成为贫困旗人将择偶目光转向民女的一个重要因素。
民人欲借此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双方一拍即合。
雍正年间，北京八旗兵丁、拜唐阿（执事人)内，曾有迎娶附近乡屯民女现象，引起旗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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