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元年（）四月，摄政王多尔衮率清军入主中原，10月从沈阳迁都至北京，同时，“分命何洛会等统兵镇守盛京等处，以正黄旗内大臣何洛会为盛京总管，左翼以镶黄旗梅勒章京阿哈尼堪统之，右翼以正红旗梅勒章京硕詹统之”。由此开始了盛京由满洲都城向陪都的转换。
关于盛京陪都的性质，诚如丁海滨、时义所论，“盛京总体上属留都型陪都”，“在留根的现实需要基础上形成了较完备的陪都制度”。
而作为政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盛京既有满洲发祥地的陪都地位，呈现出一个城市的面貌，又因地处东北区域的政治重心，成为中央与东北边疆行政运行中最有特点的一个区域。
时人有论曰：“自山海关以东，留都之地，统以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清初以沈阳为发祥地，尊曰盛京，或称奉天，关外之地胥归统属。”
沈阳故宫在对盛京陪都及其统属之地的建设中，有清朝统治者“参汉酌金”的政治思考，有”招民垦荒”的经济决策，也有为保有满洲本色重塑陪都的“东巡”祭祖和“封禁”流移的实施。那么，当上述政令作用于实践后，这一满汉民人密集交织的”盛京陪都”及其统属的关外地区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刘凤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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