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四十六年（年），以七大恨告天起兵反明。此后的数十年间，满洲与大明在辽东地区展开了了激烈的角逐，满族和汉族人民的矛盾势如水火。及至入关，满汉之年的恩怨依然很深，为了稳固统治，清初最高统治者曾实现了一系列的暴政。
圈地
清初大规模的圈地有三次：第一次在顺治二年（），第二次在顺治四年（），第三次发生在康熙五年（），三次圈地累计圈占畿辅耕地二十万顷左右。
圈地令于顺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颁布，令清查无主荒地。将这些土地分配给从龙入关的满洲贵族、八旗兵丁。名为无主荒地，实际上是“不论有主无主”一律圈占。原定只圈占近京三百里以内的土地，到了顺治二年十一年已扩展到五百里之内的河间、滦州、遵化一带，此次圈地十二万顷。
顺治四年（）初，为了安排陆续入关的八旗将士以及第一次圈地中瘠地予以调换，清廷决定再次圈占畿辅一带耕地，不论有主无主，悉行圈占。其中包括顺义、怀柔、密云、平谷、雄县、大城、新城、保定、沧州等数十个州县。此次被圈占的土地约五万顷左右。
清廷把圈占的土地给内务府建立皇庄、王庄，副都统以上各给园地八十亩、大田地六十亩，一般兵丁拨田三十亩。
顺治二年、四年的圈地酿成畿辅一带数十万汉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出无可耕之田，入无可栖之室”，造成了“相率逃徙，五百里内钱粮无人办纳，粟草料豆无人搬运”的惨象。清廷被迫于顺治四年三月二十九日下达“自今以后，民间房屋不得复行圈拨”的命令。此后二十年间再未大规模圈占土地、房屋，但零星圈占房地却时有发生。
康熙初年由于人口的增加，满洲贵族又在酝酿大规模的圈地之举。康熙三年（），辅政大臣鳌拜等以镶黄、正黄、正白、正红、镶蓝等旗地亩不堪，令户部在顺天、保定、河间、永平等府州县圈出地亩十三万二千二百五十垧分给各旗，每壮丁给地五垧（一垧等于五亩）。
康熙五年（），鳌拜因第二次圈地时镶黄旗与正白旗错位，以换圈为名，进行大规模圈地，此即清初第三次圈地。主持此次圈地的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保定巡抚王登联均因反对圈地而被处死。此次圈地仅永平一带即有三十一万垧地被圈。
投充
顺治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清廷下达投充令，允许被俘汉民的亲属，以及无衣无食的贫民投到旗人为奴，且明确规定“此等投充旗下人民，有逃走者，逃人及窝逃之人、两邻、十家长、百家俱照逃人定例治罪”。
投充令颁布后，被满洲旗人恐吓逼迫投充者、误听谣言畏惧投充者屡有发生，清廷遂于该年四月十一日谕令户部，重申不得逼迫。畿辅一带的汉民后畏于圈地，后畏于屠城，不论贫富皆投充旗人，仅仅几年时间投充地已逾三万顷。而土地一经投充旗下，一应地丁钱粮俱免，直接影响到赋税的征收，故清廷于顺治四年三月下达“自今以后，投充一事，著永行停止”的命令。
顺治十年三月，清廷就投充一事令六部、都察院、科道等官会议，汉官主张将以往投充者全部革去，满官则认为若全部革去，则旗兵难以存养，双方争论激烈。经过十天的会议最终达成一致，凡是顺治四年带地投充者，查出发还州县与民一体当差。
剃发令的颁行
以满洲贵族为首的统治集团始终把剃发与否，视为被征服部族、民族是否归顺的标志。摄政王多尔衮在入关之初的十一天里，六次谕令“官民俱遵制剃发”。但由于剃发的做法不得汉人认可，尚未在中原地区稳定统治秩序的清统治集团，才于顺治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又下达“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的谕令。
顺治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多尔衮接到清军占领南京、消灭南明弘光政权的捷报，遂于次日再次就剃发问题同大学士等议道：“近览章奏，屡以剃发一事引礼乐制度为言，甚属不伦。本朝何尝无礼乐制度，今不遵本朝制度，必欲从明朝制度。今既如此，便该传旨，叫官民尽皆剃发！”
六月初五日，多尔衮遣使南京，谕豫亲王多铎令各文武军民，尽行剃发。六月十五日，清廷下达剃发令，谕曰：
“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听自便者，如今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不几为异国人乎！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
剃发令一下，引起江南各省军民的强烈抵抗，于是，湖州、嘉兴、昆山、江阴、嘉定等地民人纷纷揭竿而起，反对剃发令的实施，江南地区再次陷入混乱。
从严修订逃人法
清王朝在入关之前，刚刚完成向封建制度的过渡，奴隶社会的残余相当严重，上百万的汉民在明清之际的军事冲突中被掠为奴。为了维护八旗将士战阵所得，清廷在入关之前即制定出严惩被掠汉人逃亡的法令，明确规定：凡逃人、窝主一经查获即应论死。但因逃人是八旗将士家产的一部分，三次出逃才处以死刑。
清军入关后，被掠汉人回到中原，逃亡之风日盛，甚至发生人集体逃亡的严重事件。清廷于顺治三年（)五月对逃人法进行修改，从严惩处窝主：凡隐匿逃人者，一经查获，本人处死，家产籍没，妻子流徙，其邻里、甲长、乡约各鞭一百，流徙边地，所在地方官员均要因失察而降低调用。
此后，清廷又于顺治六年三月、顺治九年五月、顺治十一年八月，对逃人法进行修订补充。在几经修改后，窝主的范围愈发扩大，明确规定：船只夹带逃人，船主按窝主论处，如系商船，船上货物充公；凡雇佣逃人佣工或把房屋租给逃人居住者，如有保人，以保人为窝主，如无保人则以雇主、房主为窝主；生员隐匿逃人，与平民一体治罪；现任文武官员、休致回籍官员以及进士、举人、监生等如隐匿逃人，本人及妻子流徙，家产入官。
顺治六年十一月，靖南王耿仲明，因属下隐匿逃人被弹劾，在江西畏罪自杀。以靖南王之尊，下场尚且如此，可见，清初时期逃人法之严厉。
迁界
迁界令于顺治十八年（）八月十三日颁布，令浙江、福建、广东、江苏、山东等省濒海居民迁入内地；在距海30里处构筑界墙，严禁一切人越过界墙，严禁一切船只违禁下海。各省接到命令后于20天内完成迁界，界外之房屋、耕地以及所有渔、盐之业一概停止。
清廷实行迁界，是为了遏制以台湾为基地、坚持抗清的郑成功集团，切断沿海居民同郑氏的联系，对台湾进行经济封锁。
清初大规模的迁界有两次，第一次是顺治十八年至康熙初年，第二次是康熙十二年（）三藩之乱爆发后。迁界的标准先是30里，后增至40里、50里不等。受迁界之害最深的是福建、浙江、广东三省。数以万计的民田、盐田被废弃，沿海居民难以为继。
迁界前后持续了二十余年，五省沿海一带“田地尽为荒芜，老弱妇子辗转沟壑，逃亡四方者不计其数，无业可安，无生可求，颠沛流离”。康熙二十二年（），清廷在收复台湾后，才废除了迁界令。
清廷实行以上的这些暴政，从而有力地维护了满洲贵族的统治。但对于广大人民来说，代价无疑是惨重的，无数人生计无着，流离失所，甚至酿成惨变。到了清中期以后，随着满汉文化的融合，民族矛盾才逐渐得到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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