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老北京人聊天，经常会提起旧京城的“八大宅门”。而真正能把八大宅门说全的人还真不多。因为随着时间的飞逝，旧日的繁华早已成了回忆。而回忆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模糊，能留下的也只是只言片语。但要寻根求源，依然能找出“八大宅门”的蛛丝马迹。八大宅门，顾名思义，是非富即贵，非贵即富，或者又富又贵的八大家。在老北京确实就存在这样的八大家：秦老胡同的增家、麻花胡同的继家、沙井胡同的奎家、北池子的袁家、马大人胡同的刘家、五老胡同的查家，什锦花园的乐家。这七家在当时的老北京已经是闻名遐迩，无人不知了，但还有一家却超过了这七家，那就是我家——鼎鼎大名的金鱼胡同那家。我叫张寿崇，我的名字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但提起我爷爷的名字，老北京人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就是清朝的内务府大臣，军机大臣——那桐。人称那中堂或那相。
四合院宅门清朝光绪年间，满族大臣中最受宠幸的有三个人：一位是荣禄，一位是端方，而另一位就是我的爷爷那桐。当时，这三人可谓是朝廷中的大红人。一方面，我们家在清朝一直隶属于“内三旗”中的镶黄旗，是皇帝亲自统辖的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中镶黄旗所属的户下包衣（家的、家人）。曹雪芹家也隶属于“内三旗”，只不过他们是内务府正白旗。所以，他们家才能担任江宁织造，同样苏州织造和杭州织造都是内务府旗人担任的。因为，在清朝像盐政、织造、粤海关监督、淮安监督、九江道等一系列的肥差都由内务府旗人担任。因为，皇帝对这些人最为信任。
荣禄然而，由于这些差事油水太大了，所以，按规定不能连任两年。虽然担任这样的肥差任期只有一年，但在一年之内也可以弄个盆满钵满。这是其他差事无法媲美的。那么有人就会问为何曹雪芹的祖上几代都担任织造，任期肯定不止一年。其实，曹家并没有违反朝廷规定。由于康熙皇帝对曹家太宠幸了，为了能让曹家一直担任织造。于是，就让曹家在江南三织造上，轮换着担任。曹家担任一年的江宁织造，下一年可担任杭州织造。再过一年，或担任苏州织造，或再担任江宁织造。这样就打破了不能连任两年的规定。这就像普京一样，虽然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六年，但六年两届后，可以换一人，而下次选举他又上去了。这样并不违反规定。曹雪芹家也是这样，只不过都在江南，感觉似乎一直任职江宁织造。其实，江南三织造不仅都是内务府旗人，三家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曹雪芹塑像当然，我们家到我爷爷大红大紫的时候，早已超过曹家当年最鼎盛的时期。实际，我们家发家也是经过了一段波折。我的老爷爷曾被牵扯进了当年肃顺和柏葰相争引起的那场科考案。那时，我家已经相当困难了，直到我爷爷刚开始步入仕途时，家里还一直很困难。那时爷爷上朝连靴子都不舍得穿，走路走到上朝的地方才换上靴子，家里人都做手工活挣钱维持生计。而我爷爷最后为什么能发迹呢？其中有很多因素。一是，与身份分开，他是内务府旗人，自然比普通人机会多；二是，我们家的满族老姓是叶赫那拉氏，与当时清朝真正的掌权者慈禧老佛爷一个姓；三是，我爷爷与端方、荣庆并称为“旗下三才子”。
两江总督端方满洲旗人有文化，有学识，并出类拔萃，在当时那是相当稀罕的。因为旗人本身不太看重学识文化。首先，作为旗人，到了成年，参加马步箭弓刀石的考试通过了，就能有饷银和饷米。其次，旗人少，身份特殊，晋升机会多，并不需要苦读书。最后，旗人的脑袋瓜也确实不如民人，你想在科考中考过民人，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有文化，有学识的旗人，肯定又比那些没有本事的旗人，晋升的机会更多。爷爷是内务府旗人，又有学问，并且在光绪十一年（年）的科考中考取了举人。旗人能考中举人，那已经很不简单了。所以我爷爷也由原来的户部主事升为四品京堂。
旗人射箭人一旦要发迹了，挡都挡不住，就如天才要施展才能一般，没有任何阻力能使之停下前进的“脚步”。几年之内，爷爷青云直上，户部尚书、步军统领、体仁阁大学士，接着又进入权力的核心，成为军机大臣。自从，爷爷当年中了举人，升了官，全家搬到金鱼胡同后，随着他的官越来越大，宅院也逐渐扩建。最后，建成了老北京人口中的那家花园。那时，老北京有人称我爷爷为那中堂或那相，因为他是大学士，所以这种称呼是可以的，但有的人却称呼那王爷，这就大错特错了。
虽然，在我爷爷成了一品大员之后，家里也被抬了旗，由内务府旗人成了真正的旗人，但王爷的称呼是不能乱叫的。有人之所以称呼那王爷，一是因为当时我家的阔气毫不逊于其他的王府，二是因为家里经常和王府的人有来往，尤其是庆王府。虽然，家里装饰的豪华程度比得上王府，但在等级上是绝对不能与王府相比，因为超过了，那可是僭越。朝廷的御史就喜欢参奏大臣家是否有僭越行为。一旦被御史抓住把柄，并坐实了，那就等着倒霉吧！有脑子的人，尤其在朝为官的官员绝对不会自找苦吃。
恭王府的气派我们家不仅在金鱼胡同有房子，在苏州胡同也有房子（北京）。尤其在清朝灭亡后，京师相当混乱。而苏州胡同相对安全，因为这里距离东交民巷很近，中国兵不能进入，有外国兵时刻把守着。不论是北洋政府的兵还是后来国民党的兵，到了苏州胡同就要止步。后来，我爷爷又在天津英租界十七号路购买了数亩地建了一栋德式的楼房。当时，有很多人在天津都有房产。小皇帝溥仪，袁世凯的死对头铁良，溥仪的父亲载沣，还有京师的很多富商大贾，在天津都有自己各自的房产。因为，那时天津的租界要比北京更加的安全。像我们家一样，如果金鱼胡同不安全了，就转移到苏州胡同，苏州胡同再不安全，就向天津租界跑。直到北京安全了之后，再回来。实话说，那时候房子真的不贵，凡是家里有些钱的主都买得起。其实我家不仅仅这三处有房产在其他地方也有，只不过相对要少，这也就使我不能确切地知道到底家里具体有多少间房子。大约上千间房子是有的。
载沣因为金鱼胡同的那家花园在京师太出名了，所以，之后就成了官员显贵的政治交际场所。尤其在年，国务院总理陆徵祥与清皇室都在这里设宴欢迎过孙中山和黄兴，而孙中山还在这里发表过重要的演讲。同时，那家花园还经常出租，用来唱堂会和结婚所用。当时的京剧名角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都在这里唱过堂会。年，广东督军陆荣廷来到北京。就在那家花园，段祺瑞为欢迎陆荣廷，命令谭鑫培上演《洪羊洞》。不得不说，那家花园成为北京乃至中国近代政治风云和社会变迁的重要舞台和历史见证。
杨小楼过去的人当了官有了钱，除了置产就是买地。当然我家的地，一部分是朝廷的旗地，一部分是自家置办的。在清朝灭亡前，旗地的所有权是国家的，而旗人只有使用权。甚至那些王爷的旗地和府邸也是朝廷的，并不是自己的。一旦犯了错被抄了家，府邸不仅会被没收就连旗地也要归于朝廷，只有家族坟地不会没收。我家所分的旗地自然是朝廷的，而自己买的地则属于自己的。直到清朝灭亡的前夕，隆裕太后一道懿旨，天下所有的旗地和朝廷赐的房子都归个人所有，此时，旗人才真正对旗地有了所有权。到底哪些是旗地，哪些是自家买的地，其实连我的爷爷也分不清，毕竟这些都是仆人所办理的。总之，在解放前夕，我家共有土地三千八百亩，实际超过这个数，其中，在通县七百亩，京郊南苑一千亩左右，京郊双桥三百亩，顺义县一千八百亩左右。当然在其他地方还有零散的地亩，可忽略不计了。
耕种农田除了房产和地亩，在民国时期，因为商业和实业的发展，家里在这方面还有一些投资。盐业银行有股票三千股，每股大约一百银元，并且分别投资了天津的启新公司、耀华行、南京江甫行、北京兴业公司等八处。同时还是当时大清银行延续下来的中国银行的董事、大股东。在北京还投资了三家相当大的当铺，只不过让别人帮助经营管理。解放前夕到解放初期，对于我们家的财产有个大约的统计。
爷爷那桐土地大约有四千多亩地，过去每年收租有多有少。像顺义和通县，在四六年就没法收租了，而之后京郊地区一千多亩地，也是先让种地再看收成收租。四九年初期，我就将全部地契交给了国家，土改时，出面办理了手续。那时统计，家里的房产在北京的大约有一千间左右。过去，每年的房租收入大约在一千四五百万。投资的产业基本上都在天津和北京两地，当时在银行的存款大约有九亿左右。对于房子在解放前夕卖了一部分，公私合营了五百间左右，家里还剩五百多间，之后，陆陆续续上交国家，到十年特殊时期，全部上交了。关于土地在解放初期就基本上全上交了国家，并交公粮小米二万一千斤。现在有人会说，那么多土地怎么交了这么少的公粮。然而，过去地亩比现在产粮食少多了，一亩地甚至只产百十斤粮食。
爷爷那桐（左二）祖上留下的四千亩地，一千间房子，最终全部上交了国家。这是我心里最坦然的时刻。回想过去，不论怎样大富大贵，最终还要归于平淡。当归于平淡之时，也是心里最平静，最安心的时候。每个人的人生绝对不是你自己能够想怎样就怎样的，自己是想不到的，因为命运有时候跟你开玩笑，但是你还得承认，你必须走这条道。因为，这条道才是最适合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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