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定宜庄主编的“北京口述历史系列”第二辑（《八旗子弟的世界》《城墙之外》《府门儿·宅门儿》《胡同里的姑奶奶》《生在城南》）由北京出版集团出版发行。在总序中，定宜庄如此写道，这套书“是我对曾给予这座城市以生命和活力的老北京人的背影，所做的最后一瞥；是我对这个正在急速沉没的城市，留下的最后一个纪念”。定宜庄是国内口述历史实践的先行者，她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陆续从事北京口述历史的相关工作，迄今已有20余年。年定宜庄出版了上、下两册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后来又主持北京出版集团的“北京口述历史”项目。澎湃新闻请讲栏目经授权从今日开始刊发“北京口述历史系列”部分内容。定宜庄对现居台湾的八旗子弟东普老人进行过相隔十一年的两次访谈，今天我们选摘的是第一次访谈。
时间
：年10月13日
地点
：台北大厦咖啡厅
访谈者
：定宜庄
访谈者按：
这篇口述与其它诸篇相比有些特别，因为我的访谈对象和访谈地点都不在北京，而在海峡那一边的台北。
我与东普先生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在北京见过面，他当时是以台湾满族协会秘书长的身份来京，与北京一些满族同胞在中央民族大学聚会，我也参加了。其间在熙熙攘攘的一群人中，我立刻就凭那口京腔辩认出他，并且立刻就想到那首尽人皆知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的诗句。
十年后在台北再访马老，是台湾蒙藏委员会刘学铫先生牵的线，那天我从远离市区的中央研究院辗转找到位于台北市中心的挹翠山庄马老家中时，他竟然第一句话就说：“咱们见过面。”几天之后，马老与他的夫人梁昭女士与我相约在台北大厦的咖啡厅相见，那个当时据说是世界最高的大厦，现在已然是台北的地标性建筑了，很多年以来，我从它身边来来回回地走，觉得它真的很美，尤其是在台北的夜景中。但当时它尚未峻工，只有主楼边五层高的蝶楼刚刚开放，也许是不习惯所致，我当时并不喜欢它，觉得它突兀得莫名其妙，与周围的一切不成比例。在这个似乎摇摇欲坠的大厦中的咖啡厅谈着遥远北京的旧事，给我一种很奇异的感觉。
马老送我两本书，陈鸿年的《故都风物》和朱君逸的《大陆去来》，还有他自己多年收集的有关老北京回忆的剪报。从这些七八十年代的出版物中，我掂量得出那些游子的乡愁有多么的难以排遣，也知道这是一份很重的礼物。坦率地说，北京这些年来也出版了大量今人回忆老北京的书，但很少有哪一部能比得了这几本，也许就是因为身处其间没有那么多愁滋味的缘故吧。而在当年就已经年近六旬、去乡卅年有余的马老，又是怀着怎样的情感，将报刊篇对北京的回忆，用心地剪下来、再贴到本子里的呢？其实，这两本书还有这个剪报本传递给我的情感方面的信息，也许还要多过他下面这篇口述。因为后来马老终于有机会回到北京故乡，而且可以年年回来，思乡之情比当年自会冲淡很多。可是，并非所有人都有他的幸运，比如《故都风物》的那位作者陈鸿年就早已去世，再无回乡的机会了。
定宜庄（左）与东普先生的合影（摄于东普老台北家中，墙上挂的是满族著名书法家马熙运先生为东普先生书写的满文书法）
定：
今天跟你们聊聊，我也可以学好多东西。十年前您跟我聊过一次，那时候两边的关系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我还没有来过台湾，您讲的好多东西跟我上学时学的都不一样。有些东西想想觉得特别有意思。您看您二老现在讲话还是一口京腔。
东普（下简称东）
：我在北京坐计程车经常有司机跟我聊天：“听您讲话是北京人，可是您不像啊”，我说我是从小儿生长在这儿。我动作上不像北京人，像是外来的，可是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有一次，年，我由北京坐火车到上海，差不多17个小时，就跟人聊，人说我一看你就是外来的，我说您怎么看的，他说一上火车您让别人先走，哪儿有这种事啊。我说我有这个票，这个位子，先上后上不是一样吗，我干吗要跟人挤呢，我后上这位子不还是我的吗？
定：
人家那是为了占位子好放行李。
东
：是呀，这是我到了上海才知道的。到了上海我坐飞机回来，一上飞机场这个跑啊，我说你们叽哩骨碌地跑什么呢？他也是要赶快上，占位子，塞东西。还有就是气质不一样，不管你穿什么衣裳。
……五六十年哪，一晃就过来了。
东
：我出生是在年。我的祖上好像是副都统，还到过伊犁，我小时候听说过伊犁马，那时候还不晓得伊犁在哪儿呢。可能清朝时候去打仗，跟西域方面，有人造反了，平定西域，可能是一个武官，不是文官。那是很早的时候，哪一代都不知道了。在我爷爷那一代也没有谈过这个。
原来我们住在灵官胡同，灵官庙，就是安定门里，城墙往南走的第一个胡同，因为北城是镶黄旗，东城就是白旗。（访谈者注：灵官胡同位于安定门桥南，清代属镶黄旗。因该胡同西部北侧有一座灵官庙得名，旧称灵官庙胡同。）我们正房有三间，北房啊，两边还有一间叫耳房，那间房子老锁着门，里边有一个很高的椅子，谁也不能坐，说是当初皇上上这儿来坐的，搁得很高，没办法坐。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爱新觉罗，不是皇帝的本家，是功臣。因为我们马佳氏也是一个大姓。
定
：那个宅子是不是很大呀？
东
：很大呀，有前院、后院，后院还有枣树。
定
：您父亲是不是您爷爷的亲儿子？
东
：是。在安定门里那边是弟兄四个人，我父亲是最小的，所以就把我父亲过继到东四这里，因为这里的姑姑如果去世就没有人了，没有人那房产怎么办呢？一定要由本家过继一个儿子，来继承这个产业。满族规定你要继承的话一定要本家，而且要近本家，不能够由外姓，也不要远。
定
：都是马佳氏？
东
：对，而且是近本家，因为继承的话都是近本家。
定：
马佳氏当时在北京是不是很大的一个大家呀？
东
：好像没有爱新觉罗那么大，马佳氏虽然是大姓吧，但人不见得很多，因为在清朝主要是功臣，不是近亲。
定
：您父亲多大的时候过来的？
东
：就是几岁的小孩，他们延续香火，大了人不要。老头活不多久了，怎么办呢？找个继承人。
定
：您那个姑姑就是他的姐姐？
东
：她过了不久就去世了，没有出嫁。
定
：这个爷爷是做什么的？
东
：我也没见过也没有听说，都不知道。那会儿我还很小呢。
定
：您继祖父去世以后您父亲就在这里长大的？
东
：没有多久吧，顶多就是一两年，我父亲继承（房产）以后等于还又回（原来的家）去了，还是亲兄弟四个人。只是住在东四而已。
定
：后来他读书是哪边给供的学费呀？
东
：当然这边呀，儿子都给你了，你要负全责了。
我们家大概就是这样，我爷爷始终一生都没有做过工作，早晨大概四点钟就起来了，四点钟起来扫院子，生火，喝茶，然后提着鸟笼子就走了，大概在八九点钟回来以后喝酒，一杯酒，每天就过这种生活。
我的大大爷没有离开北京，在北京的传统上，长子不能离开家，为什么？因为所有继承的产业，只有长子长孙有份，次子以下没有。大爷以前什么事都不做，在家里养鸟，民国以后才做事，在清河的一个工厂，那里最早有一个制呢厂，那是很老很老的一个工厂了。我二大爷三大爷都出去了，我二大爷是保定军官学校的，我三大爷是军需学校的，没有参加北洋军阀的军队，可是都是军人。只有我父亲留在北京，因为他行四，最小的，医院。
民国成立以后，凡是我所了解的，家里接触的一般满族，是普遍地穷，民国以后就没有收入了，是不是？靠卖东西，家里都有东西，靠卖点东西维持生活。北京有一个古老的行业叫打小鼓儿的，听说过？跟挑挑子收破烂的不同，夹着一个包儿，空着手打个小鼓，就收买你家里值钱的东西，大件的桌椅，小的古玩。就边卖边吃，还有缝穷，就是给人缝补衣服，听说过么？满族没落到这个程度，因为没有手艺呀，没有谋生的能力。我们所知的仅仅是北京的老一代，其他外界的知道得不多，那会儿由北京到天津就不得了，就出外了。我家里就是有点底儿，又没什么负担，亲戚也不多。
定
：您父亲他们哥儿四个后来分家了吗？
东
：没分，因为都在外边嘛。
定
：您对您祖母还有印象吗？
东
：还有，他们也都是老旗人吧。
定
：您小时候是不是很清楚自己是旗人不是汉人呢？
东
：小时候不懂也不注意这些个，家里不谈这个。没有人告诉你说我们是满族，上中学以后慢慢自己体会到了。老规矩还有，我们都请安，还叫太太、阿玛，管祖母就叫太太，母亲叫奶奶，汉人听着奇怪，我们始终称呼没有改。在北京的时候我还有个自卑感，为什么？我三个大大（指大妈，亦即伯母）全是满族，但是我母亲不是满族，是蒙古族。我大大爷的那个大大，她是瓜尔佳，姓关，来台（台湾）以后才查的，瓜尔佳氏是一个大姓。二大大只晓得姓吴，三大大姓什么就不知道了。我记得他们后来也不在北京，我二大爷驻在汉中，三大爷在武汉。他们结婚的时候都是在清末，不是在民国。所以那个时候，没有到台湾来以前觉得血统不纯正，不是纯粹的满洲似的，因为母亲是蒙古族。
定
：怎么还会有这样的感觉？
东
：现在我就知道了，满蒙根本就分不开，你没有办法分，因为都是互相通婚的。满洲进关，没有蒙古人你进不了关，你统治全中国作战是靠蒙古人打的，不是完全靠你满洲兵，所以满洲进关之后对蒙古人采取怀柔政策，皇室里的血统也是满蒙混杂的。每一代的满洲皇帝一定要纳两个蒙古王妃，而且有两个公主嫁过去，它才没有后顾之忧。再有满洲进关以后才有文字，把蒙古文修改一下是不是？（访谈者注：这里所说不太准确。早在清入关前的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就曾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二人参照蒙古文字母创制满文，称为无圈点满文，俗称老满文。年清太宗皇太极又命达海(～)对老满文加以改进，称为新满文，俗称有圈点满文。也就是说，满文的创制是在清入关前就已开始并基本完成的。）
我母亲他们不是刚由蒙古来的，是住在北京的北边，好像是外馆，后来又搬到安定门北边。你听说德胜门外有个外馆么？
定
：听说过。
东
：我小时候外祖父还在，我结婚的时候还在。他们住在乡下，现在的二环和三环之间。他死时我还去过呢。
定
：他们什么时候落户北京？
东
：外祖父那一代才落户的，他再上一代就不知道了。
定
：您外祖父还有蒙古人味儿吗？比如说蒙语啦，能看出来吗？
东
：反正那个样子，长相、身体，完全是蒙古人的样子，矮矮胖胖的。会说蒙语。
定
：那还是来的时间不长。
东
：对。
定
：您母亲姓什么？
东
：姓张，究竟老姓是什么就不知道了。
国父孙中山去世是民国十四年，年吧，好像由北京运到南京去，我脑子里还有那么一点点印象。那就是很小了，你想那时候不过两三岁。由看书里边知道民国初年袁世凯当政的时候，北京还有议员议会，小时候我去过一次议会的地点，可能是在宣武门里，西边，那就是民国初年北京的议会，我小时候还有那么一点点印象。
我念小学是在朝阳门里的新鲜胡同，新鲜胡同小学离着城墙就很近了。这个学校本来叫北京市第三小学。那会儿第一小学是前圆恩寺小学，在交道口的南边，大概我父亲他们上的就是那个学校。在小学时候就时常地爬城墙，下学以后就爬城墙，城墙上头有酸枣树，吃酸枣去。然后由那边翻下去就到城外了，城墙都有垛口，一定要由垛口里边上下，上下你平着爬是很难爬的。到北海去玩还有一个小西天，现在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
那会儿我们顶多是由朝阳门跑到东便门、安定门、护城河一带。那时候就知道二闸，很远很远的。二闸的水是由东便门出去往通州的方向，由南边来的人跟船，船是由运河过来，外省的人进京，一定要先到二闸那儿，为什么要这样？有一个缓冲，你进京见皇帝，先在那儿停留一下，禀报以后才能进京。我现在到北京都住在大北窑那里，我早上起来绕到后边去，一看那个碑上写就是二闸，运河么，通惠河。我小时候觉得很远，现在还在四环以里呢，三环和四环的当中。
定
：四环以里就是城里了。
东
：那时候二环以里才是城里呢。
定
：没错，城圈儿是二环么。
东
：小学毕业以后考中学，读的是郎家胡同一中，安定门里，现在还有这个学校。那个时候我看学校还有一块匾，匾上刻的字是“八旗高等学堂”。（访谈者注：八旗高等学堂的前身是清入关时建立的八旗官学。年改名为宗室觉罗八旗中学堂；年改名为宗室觉罗八旗高等学堂。年8月改为北京市立第一中学。马先生就读即为此时。年后改为北京一中。）我父亲他们那一辈就在那个学校，我记得他们读那个学校不但管吃，每月还要给钱，那是他们那个时代，我读那个学校就要交学费了，几块钱我不记得，反正十块钱以内吧。因为那个时候一袋面就是两块钱么。标准是22公斤一袋面。那会儿一个警察的收入一个月是八块钱，可是我父亲在协和的时候一个月是一百多块钱，不到二百块钱。
定
：您父亲是怎么当的大夫？在满族里边也特别少吧？
东
：所以我们家说他是洋鬼子么。他就上的是八旗高等学堂，然后上的协和医学院出来的，他是骨科。
定
：一直在协和当大夫？
东
：后来到年，（医院）没有了，医院去了，后来大概胜利时候到北医院去了，后来就没什么事了。我母亲始终没有工作，始终在家里，你想七个孩子怎么办呢。
定
：您离开大陆的时候您父亲还健在么？
东
：在。一大家子人怎么走？弟兄七个人呢，我是老大。我父亲年去世的，后来我就不知道了，我没见着。后来我问他们，他们说我们家解放以后生活还都差不多啊，就直到“文革”才坏的。我母亲是年去世的，不过在年已经和她取得联络了，是由美国转信。
定
：他们没有因为您上台湾受什么牵连么？
东
：就是我那几个弟弟都不能升官了。我三弟在太原，他是工学院毕业的，他几个同学都升上去了，副厂长、厂长都升上去了，他老是工程师。
现在想起来，30年一个世代，由民国算到现在是三个了，现在是民国九十几年了。这三个时代的变化，在民国十七年，也就是年，是北伐成功，那以前是一个时代，那时候中国没统一，是一个乱七八糟的时代，今天你打我，也许明天又败了，北京城始终是在战乱之间，直奉战，直鲁战，西北军，东北军，打进打出，打进打出，很乱的时代，但北京城又是最繁华的时代，民国十七年是最繁华的时代，您看小说，有张恨水的作品，《金粉世家》什么，那些个小说真正把北京民国初年的情况都描述出来了。
定
：那是您自己的体验吗？
东
：没有，因为我出生在民国十几年，我完全是由书上看来的。那时候是最好的，清朝没有了，改成民国了，民国十七年以后北京才算是安定了。年日本人进来以后，日本人在打仗的八年也有很多变革。第一个工程是什么？修两条路，由复兴门对直向西划一条直线，然后由圆明园往南划一条直线，以交叉点为中心，做一个新北京。（访谈者注：这里提到的“新北京”，指的是抗战期间日本在北京公主坟至五棵松一线计划设立的“新市区”。范围大抵在现在公主坟以西，永定路以东，南至丰台区与海淀区交界的丰沟河，北至复兴路所辖地域内。年以后军委各总部机关和各军兵种机关均集中安置在这里，称为“军委城”。）北边在西直门外，动物园的西边，有12里长的一块农地，做农事试验场（访谈者注：农事试验场始建立于年8月，是中国第一个部属科学研究机构，而不是日本人入侵之后才设立的。），在这个地方我去过，范围也不是很大，长方形的一块，里面分七部分，旱稻、玉蜀黍、小麦、蔬菜，日本人的目的是要在华北吃旱稻，不能由别处运来，要在当地种，北方没有水，他就研究这个，在没有水的地方还能把稻米种出来吃。
定
：成功了吗？
东
：那我就不得而知了。以后就没有做了，没有这个力量了。
北京我出来的时候二十出头嘛，什么也不知道，很多事都是来台湾以后在满族协会里听老人讲起来的。比如我们小时候在北京总以为是满汉不准通婚，其实不是这样的，只不过是人家不愿意嫁给你，你也不愿意娶人家，就是这么回事儿，并没有一个政府的规定。我们小时候以为就是政府的规定，不准娶汉人，所以造成很多误会。再有我们的坟地墓地，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人字形，这个墓穴是长子长孙的，老夸兰（访谈者注：夸兰是满语kuuwaran，原义为围的围子，后引伸为营地、坟地。），就是原来的长子长孙。后来老二老三老四，他又立一个墓地，他的子孙在另一个，叫小夸兰。小时候根本不知道。
我在四川上的大学。没有毕业，胜利就跑回来了。抗战时候我在重庆，那时候华北有很多流亡学生，你有没有听说过？流亡学生由北往南跑，如果往南那就是国民党，如果往西就是共产党，就是这么回事儿。你就这么走走走，哎，过了黄河，往这么走就是重庆了，你要是这么一拐弯儿，就到陕西了。
定
：那时候你们觉得共产党和国民党也没什么区别是吗？
东
：没有，国民党和共产党，反正都是抗日么。
（本文摘自北京出版社年2月版《八旗子弟的世界》，部分注释略）
联系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