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入关后，在全国设八旗驻防点(即满城)97处，并设有14个驻防将军统辖节制，居三楚要害的荆州满城是湖北唯一一处八旗驻防点。一座满城，不仅是一个军事堡垒，也是特权的标志。荆州满城处于长江防线枢纽性的位置，上可援成都，下可助江宁、杭州，还是清军南下粤桂的中路前哨。自康熙22年（年）正式设立荆州将军，到年荆州八旗驻防随着清王朝一起退出历史舞台,前后共存年。
荆州满城据水陆之胜，无事则控扼形势生于忧患的荆州满城
清康熙十八年（），吴三桂叛军北上攻下岳阳，直接威胁长江北岸的重镇荆州。康熙帝命令都统巴布尔率满洲骑兵赶到荆州镇守。4年后，满、蒙八旗官兵正式驻防荆州，设立荆州将军府，是驻扎在湖广地区所有八旗兵丁及工匠的最高军政长官并管理相关旗务。驻防荆州的旗兵额定数为名，多时达余名。初期的荆州驻防是3年一换防，一般家属不随，平定三藩之后变为长期驻防，官兵开始可以携带家眷。清光绪八年（），荆州驻防有籍可查的八旗军户近2.6万人，成为清王朝在南方的重要基地。
清乾隆.荆州府城图八旗驻防荆州，筑一界墙将荆州城一分为二，东城的汉民迁入西城，城东设为满城，城西为汉城。界墙上有南新门和北新门作为满城和汉城间的城门。城东旧有的建筑设施多被满城继续利用，如荆州府衙原址被改为驻防将军衙署，原来的分巡荆宜施道署被驻防副都统署袭用，明代张居正的故宅被正白旗协领署征用。荆州城东部地势较高，对西部有居高临下之势，既便于监视汉城，也相对不受洪水灾害的影响。
东门内的张居正故居整个满城布局结构严整，功能区划鲜明有序。北部是官署区，将军署居中，邻近承天寺，满城中部是兵丁驻防区，兵营布置完全符合清廷的规定：“城之北曰镶黄、正黄旗，其东曰正白、镶白旗，其西曰正红、镶红旗，其南曰正蓝、镶蓝旗”，“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满城的街道路网清晰，满城内设有林林总总的多处军事设施，南纪门外是宽阔的演武厅，骑兵马场则分布在荆州周边各县。
承天寺是满汉官员议事或举行盛典的场所为保持八旗军队的“纯洁性”和“战斗性”，清朝在驻防地实行“旗民分治”。当然，“治旗”与“治民”是不平等的，专治旗人的八旗都统为从一品官，而荆州府“治民”的最高行政长官知府只是从四品官，荆州旗人没有编入地方官掌握的民人户籍。满城里有旗兵巡逻，禁止随意行走。限制旗汉交往，八旗军民依靠朝廷发的钱粮双饷和“满城”的围墙大炮，维持着独特的制度习俗。早期驻防八旗生老病死俱在满城，很少与外城居民接触。
清朝视八旗为国家根本，强调旗人优越性荆州驻防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发挥了独特作用，当时东南数省独“荆州完善，安堵无惊”。清军由此而“无回顾忧，乃得以其间筹饷练兵，克安庆，援江皖”，最终收复南京。
太平天国时期荆州驻防旗未受波及辛亥后，荆州拆除了“间城”，一部分旗人从东城迁望西城，和汉人混居，荆州旗人分别说东边腔与西边腔的，住西边的旗人多与汉城的汉人交往，久而久之受方言的影响，语音上与居住东边的旗人有了些许差别。东边腔更接近北京话，而西边腔有点接近天津话了。
年荆州满城孩童走出“围城”的旗人与民人的矛盾
做为清王朝最倚信的军事力量,清代驻防八旗几乎遍布中国关津要隘。但驻防地又如同汉族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座“孤岛”。从荆州驻防八旗与当地居民的几次斗殴，可以一窥晚清时期荆州府城的旗、民关系。
清末荆州城东门外（瑞典传教士摄）道光二十六年（年）荆州驻防旗人与汉城铺户，因五月初五东门外城河观划龙舟引起口舌之争，争强互殴，有满洲营旗人纠众绕进汉城及城外草市，专寻咸宁武昌二县铺民滋闹，拆毁铺面，弃掷货物，两次行凶，殴伤贸民二十余人之多，且有因伤毙命之人。路过武昌会馆时，有旗人触起平日至会馆看戏，每受欺侮嫌隙的旧事，便将会馆放火烧毁。荆州驻防兵丁自此“以强悍闻”。时任荆州驻防将军的恒通上奏向道光帝说明：“咸武民人，素称刁悍，旗人常被欺侮，往往寻衅争殴”。湖广总督裕泰等奏“荆州驻防旗人，生齿日繁，游手好闲之徒，潜至汉城，赊买物件，酗酒打降；咸宁、武昌民人良莠不齐，亦多村野强梁之辈。彼此竞争，已非一日。”
清末荆州城内街景（传教士摄）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地方官员似乎是偏袒了汉民：旗兵中为首闹事者及持刀伤人至死人命者，各拟斩监候和绞监候，其余人等各判流徙边远地区当兵或做苦差、及杖刑等。在案件的善后处理中，清廷下令，今后如有在籍兵丁或闲散旗人至汉城滋事，地方官员可“径行拘拿”，当然，地方官员拿获闹事者后，还是要申报驻防将军公同审理。倘系汉民肇衅欺凌，亦即从严惩治，不得稍存偏袒。
.清末荆州东门外草市的牌坊光绪十八年（年）正月，荆州又发生一起重大旗民互斗毙命事件。“荆州东门外草市泰山庙演戏酬神，旗丁数人等欲上台看戏，当有管台之庞家顺拦阻，旗丁夺梯上台，愈上愈多，以致激成众怒，与旗丁互相斗殴。旗兵回城邀约数百人，执持刀枪重往草市报复。先后致毙民人王大福、郭光焕二命。”随后两日，东门外的满营兵丁见有草市人进城卖货，将货掀弃，举械朋殴，连日殴伤无干之民人十三名。次月，岳州府客民三人及草市民人周廷喜等进城，均被旗丁无故殴打。”事发当晚，荆州府属官员准备将旗丁验伤立案，旗营协领宝俊不同意，并于次日请理事同知到满城验看，查报受伤旗丁达四十七人之多。宝俊等人向驻防将军报告说：“本日草市泰山庙演戏，旗丁间有看戏者，午未时分忽见台上口角纷争，不料本村地痞程大等二十余名趁此鸣锣聚众，各执铁尺、叉棍、扁担、尖刀将城内男妇老幼等逞凶殴打，抢夺衣物”。
荆州城东门外两镇草市稍近沙市稍远此次斗殴的规模很大，驻防将军对旗丁的包庇及旗丁豪横是很明显的。但各方报告互相歧异，四月初，清廷根据荆州将军祥亨的报告，下令了结案件：“旗民互殴身死，左司协领宝俊等办事疏忽。宝俊等著交部分别议处。”
清末荆州城北门城楼（传教士摄）光绪二十四年（年）十二月，荆州城外又发生一起较大规模的旗、民斗殴事件。事件的起因是几名旗兵在小北门外，因喝酒付账之事与当地民人发生争执，旗丁回到满城邀集多人，持枪械斗殴。事发后，又不服地方官员弹压，将理事同知及江陵县令打伤。跟上次事件一样，驻防将军祥亨与总督张之洞分别向朝庭所奏情节差异甚大。祥亨报告说“旗丁受伤甚重”，而湖广总督张之洞则说：“有旗民不服查验，入署殴官”。此案拖至年末，荆州将军祥亨因病解职时，仍未了结。
晚清重臣张之洞对旗人也很无奈晚清时此类事有多起，后来有次在荆州南门外，也是为看戏发生了斗殴，最后领头闹事的旗兵被处死。清代文献中也记载：荆州“旗兵益无忌惮，聚集营中无赖，私立英雄会”，“与汉城内外民人寻衅滋事，稍不遂欲，即纠党持城，逞凶殴人。良民忍气吞声，无不畏避。设遇强梁．即酿巨案。”“小民负屈难伸。地方官明知，亦无可如何也”。
荆州城南门外自旗人走出“围城”，驻防八旗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光绪中叶以后旗人“语言、文字，俱从汉俗”。同时，冲突与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到了晚清，满人积弱可哀，新知识分子反满的情绪特别重，反满意识引"黄帝魂"入"自由血",终于迎来了一场共和革命。
谁家儿郎谁家汉
俸饷是驻防官兵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光绪末年,清政府遭受内忧外患,社会矛盾丛生,人丁增加，军饷不足，官员贪腐、旗人懒散等原因导致旗人生活困苦,原有的八旗制度已无力继续支撑。清末无论局中人和局外人都在说"八旗生计"的"憔悴"和"可哀"。为解决旗民的生计，荆州驻防八旗增设兵额、公款“发商生息”、筹办工厂及工艺学堂和女工传习所、筹办陆军小学堂、编练新军、组织捐款等。“使八旗子弟人人各有业，实与生计裨益匪浅。”同时通过借支银两、赏银、抚恤等一系列措施,保障驻防旗人的经济生活。然而,随着清朝国力的逐渐衰退，荆州驻防八旗的社会保障制度也逐渐瓦解。
清末旗人生活比普通人还不如总的来说，到辛亥年时，八旗战力已极弱，即便是“世受皇恩”的旗人，也对大清的统治颇为不满。清末湖北新军中，荆州旗兵也被轮派到新军中受训，旗兵所占比例大约10%。尽管这些人在辛亥武昌起义中没有抵抗或来不及抵抗，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杀害了。毕竟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年农历10月18日晚，宜昌湖北新军中负责“文学社”的唐牺支与“共进会”的胡云龙等宣布起义并光复宜昌。为减轻清军对武昌的压力，唐于年11月19日兵分四路直逼荆州，战至25日，革命军先后夺取八岭山、万城堤、秘师桥、梅槐桥等外围阵地，进逼荆州城，对清军形成包围之势，并切断清匪军物资弹药供应。
荆州府城连魁向清廷告急说：“现在城池被困，饷粮已绝，子弹告罄，城数万生灵，危在旦夕。”革命军对荆州百姓的布告中说：“破城之日，誓当扫尽腥秽，与我父老共登望江亭痛饮一觞，以泄我黄帝子孙二百余年之积愤。”
12月10日，因旗人粮尽弹绝、伤亡惨重，左都统恒龄在旗民责骂声中举枪自杀。荆州驻防将军连魁请南门的比利时教士马修德等向革命军洽降。16日，荆州光复，唐牺支核定降款六项，率部进入荆州城。经此大变，驻防荆州满城的2.5万名旗人只幸存三四千人。
荆州南门天主教堂民国初年，荆州旗人经济来源完全断绝，又身无长物，于是男子多当人力车夫，女子傍街设小肆售卖零食，或到富户人家当佣人为生。少部分有技能的人被荆州八旗善后局安排在织布厂工作，更多的旗人则被遣散至省内的山区农村，一部分流散至北京或东北。后因不适应农业生产，一两年后又有少数人返回荆州。当汉人被奴役三百年的血性被激活，八旗的满族身份难免被歧视或压迫，所以他们不得不隐藏民族成分、甚至改成汉姓以适应生存。现在荆州的满族姓氏，如关、刘、石、郎、傅、余等，都是满族与汉族同化的产物。
民国荆州关帝庙及庙内大钟时代的烈风吹散了旗人的最后一丝贵气，成为华夏大家庭的普通一员，其文化也逐渐融入了汉族的汪洋大海。直到新中国成立前，荆州和沙市满人仅有少数老人和个别中年人能认识满文，但已经不能操流利的满语了。若天地为棋盘，众生为棋子，荆州驻防旗二百年，谁主生死沉浮？天道好轮回，谁不曾是时代的祭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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