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非闇(àn)
光绪十五年,于非闇诞生在北京的四合院里。于家本是汉族,祖籍山东蓬莱,大约在四代前移居北京。其父属内务府正白旗汉军,其母为满族人,所以他后来跟随母亲为满族。
于非闇富贵白头
他出身书香世家,接受了来自祖辈的熏陶,钟情于诗文书画。据画家自己回忆,早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他便开始学习工笔花卉和调制颜色。20世纪20年代,于非闇曾从齐白石学篆刻和写意画,30年代改画工笔,在北京画坛环境和张大千等的影响下,攻摹宋画,写赵佶瘦金体书,成为北京地区工笔花鸟画的领军人物。
于非闇《朱砂牡丹》98×41cm纸本设色年北京画院藏
于氏对于所画物象的认识,一方面来自得晤前人名作的学习,更多的则是来自于生活的潜移默化。钓鱼、养鸽、莳花,称得上是北京人生活的必需品。正是这些看似玩世不恭的闲情爱好,赋予了于非闇的绘画造化之功。
在他的画卷里,蓝天更加澄碧,翔鸽更加自由,牡丹更加富丽;笔法更加坚挺,色彩更加明亮,构图更加严谨,他是院体工笔花鸟画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艺术家。
于非闇大丽花
我从二十几岁随老师制颜色,到目前为止,我对于使用颜色可以说以心所欲了。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花鸟的品种越来越多,中国画固有的颜色尽管善于搭配,仍然是不够应用——随类赋彩。
红叶鹦鹉
有人说中国画是富于象征性,绿点的可以用墨,兰的可以用青,觉得更富于艺术性。诚然,但中国工笔花鸟画的特点之一就是鲜艳明快,比真的还要美丽动人。那么,不明了颜色,不善于施用颜色,在花鸟的表现方法上,就好象失掉了一个很重要的构成部分,我就前者写了一本《中国画颜色的研究》,由朝花美术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就是从这一点出发,向中国画的研究者作出了简单的介绍,在这里我就不一样一样地重复了。
于非闇杜鹃蝴蝶
不过,有一点还须说明,那就是使用颜色时,必须是由浅到深,逐步加浓,不应该一下子就使用很浓的颜色。在使用颜色时要保持干净,稍微沾染尘垢的颜色,应该洗去,即不应再用。
于非闇水仙双蝶
石青、石绿、朱沙、白粉都需要随用随研,最好放在小型乳钵里。这小型乳钵是西药使用的最好,用后出胶时,用滚水一泡,也不至于炸裂。藤黄是柬埔寨王国出产的最好,唐代所谓“真蜡之黄”就是此物。
于非闇富贵花蝶
洋红无论是德国的、法国的、英国和日本的,只要色彩鲜艳,没有恶臭(刺鼻的腥气)和不沾染笔毛(白的羊豪笔,蘸上兑红的羊豪笔,在水中一涮,笔毛仍保持洁白)的,才是顶好的洋红。洋红不能代替胭脂,胭脂也不能代替洋红,它们是各有好处的。
于非闇荷塘蜻蜓翠鸟图
在这里我再补叙一下着色的衬托方法,这是我写那本《中国画颜色的研究》时所没能够写进去的。
于非闇山茶竹雀图
朱砂:无论是涂朱砂,或是晕染朱砂,都必须先用薄薄的白粉(不要铅粉)涂一遍,候干,再涂染朱砂,这样做,不但是易于涂平,也易于停匀,便于罩染洋红或胭脂。在绢上涂有朱砂,绢背面也要涂上一层薄粉,显得朱砂更加鲜艳夺目。
于非闇鹁鸽图
赭石:在绢上画树木枝干,用水墨皴擦晕染,觉得恰到好处,往往一染赭石,反倒显得晦暗无光,再用墨去醒(使得更清楚一些),在绢上往往会造成痕迹,不够协调。我见揭裱宋画,在绢背面的树干上染重赭色,正面不染赭石,我画树干就用此法。
于非闇紅柿小鳥
头绿:石绿中的头绿,是重浊的颜色,向不用它作正面的敷染。但是绢上的花鸟画,却非用它托背不可。我从揭裱宋元画和水陆佛道像画上得到了很多方法。例如,正面紫色,背面托头绿,正面石青,背面也托头绿。
于非闇翠微红叶图
石青:石青颜色越娇艳的越难于薄施淡染。但是着色对它的要求却是薄施,忌厚涂。画翎毛,有的需要翠蓝,有的需要重青,有的却需要薄薄板的一层青晕。在未有石青前,要翠蓝的先晕染三绿,要重青的先晕染胭指,要薄拨一层的先晕染赭墨或花青,然后再用石青去染。这绝不是一下就可以染成的。在绢画上,前面用石青,后面必托石绿,有的还托浅的三绿,使它起到相互衬托,行家鲜艳的作用。
于非闇姚黄
提粉:这也是花鸟画着色使得更加鲜明、更加活脱、更加跳出纸上的一种方法。这是在染颜色完成之后,还觉得不够脱离纸上,有些“闷死”在画面不够跳出,必须用粉将“闷死”画面上的提醒出来。画白色的、粉红色的、黄的、浅绿的花朵,都要使用提粉的方法,使它更加显豁明朗。
于非闇朱竹白鹰图
凡是花瓣,特别是前面的花瓣,用颜色晕染出最浅最淡的部分,而感到这个花瓣最淡最浅的部分不够活脱,不够跳出纸上,就用极细的蛤粉,自最淡最浅的边缘,向有不淡不浅的地方晕染,使得最浅最淡的边缘,更加突出地成为白色,自然这花瓣就跳出了纸上。但是,在边缘着粉向有颜色的部分晕染时,用笔要轻,要使用含水洁净的笔,务有使用颜色的部分不致发生影响。
于非闇《梅竹双鸩》×95.5cm纸本设色年北京画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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