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布连斯奇条约》不仅没有使他们的各村屯缩小，相反地扩大了很多，给俄国带来不少好处。十九世纪俄国历史学家索洛维约夫也指出：“在布尔河畔缔结的条约，对俄国是非常有利的”。话说得如此明白，不需要附加任何解释了。
通过中俄《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俄国得到如下的明显好处：
第一，条约在领土方面“给俄国以相当可观的利益”。沙俄除了把已侵占的我国蒙古土地划入俄国版图外，还通过划界占领了蒙古地区更多的土地。关于这一点，萨瓦本人和许多沙俄历史学家都直认不讳。一七二七年九月二日，即在《布连斯奇条约》签订后的第三天，郎克和使团其他官员向俄国政府递送一份“证词”，证明《布连斯奇条约》规定的边界对俄国“极其有利”。
又说：“在许多地方，大量的蒙古旷地，现已并入俄罗斯帝国”。有些白俄学者如巴夫洛夫斯基之流断言《布连斯奇条约》使俄国损失了土地，这完全是颠倒黑白。对此，美国福斯特指出：“就划界而论，萨瓦超额完成了他的任务；他保存了训令中认为必要保存的那些地区。如果说谁有理由对界线表示不满，那么不是俄国人，而应该是中国人”。
十八世纪的俄国历史学家班蒂什一卡缅斯基写道：“边境居民（指蒙古边境的哥萨克殖民者）的喜悦是难以形容的，因为他们看到这个条约（《布连斯奇条约》）不仅没有使他们的各村屯缩小，相反地扩大了很多，给俄国带来不少好处”。
第二，俄国不仅恢复了对华的商队贸易，更重要的是，从一七二八年八月一日开始在恰克图进行的两国边界贸易，后来得到迅速的发展，给俄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十八世纪后半叶，通过恰克图进行的中俄贸易占俄国整个对外贸易的百分之七到百分之九，占俄国对亚洲贸易的百分之六十七点六。
一七六O年对华贸易的关税占俄国总关税的百分之二十点四，一七七五年更增加到百分之三十八点五。由于恰克图贸易的发展，西伯利亚城市的人口也迅速增长，到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色楞格斯克和伊尔库次克的人口分别增加百分之三十七点六和百分之三十一点二。这在客观上为下一世纪沙俄侵略我国黑龙江流域准备了条件。
第三，《恰克图条约》给予俄国东正教以在北京建立教堂和传教的权利，沙俄的侵略势力从此进一步渗入中国。
俄国在华东正教会的由来
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总得罗刹近百人”在俄国史籍中称为“俄罗斯百人队”。他们被安置在镶黄旗驻地北京城东北角胡家圈胡同。主持这个教堂的神父马·列昂节夫，是一六八五年随同俄俘从雅克萨来到北京的。他利用清政府的优待，在俄国人的中国籍妻子及其亲属中发展教徒。为了活动的方便，他极力模仿中国的生活习惯，甚至剃发留辫，乔装打扮成中国人。
马·列昂节夫在北京的活动立即受到彼得一世的重视，他情不自禁地写道：“此事甚佳”。一六九五年，托博尔斯克区主教伊格那提给马·列昂节夫送来教会证书，正式命名为“圣尼古拉”教堂。后称之为俄罗斯“北馆”。这是沙俄在北京建立的第一个东正教堂，是俄国东正教会在中国打开的第一个缺口。伊格那提指示马·列昂节夫继续努力，诱使更多的中国人改奉东正教。在此以后，沙俄对华宗教侵略的步伐，日益加紧。
七OO年六月二十九日，彼得一世发布一条野心勃勃的“特谕”，要求选派青年教士数人来华传教，“引导中国皇帝及其亲信大臣和全体居民赞助此项神圣事业”。一七O二年，每次商队来京，沙俄都配备若干教士随行，用以加强与北京东正教会的联系。例如，一七O三年萨瓦齐耶夫商队中就有东正教士数人。一七一一年，胡佳科夫率领沙俄国家商队来到北京。胡佳科夫按照彼得一世的旨意，趁机又以俄国在北京的东正教士仅马·列昂节夫一人，且已年老为由，要求理藩院准许俄国另派教士来京接替，并以此作为沙俄同意殷札纳等过境的交换条件。康熙帝同意了这个要求。
一七一四年，殷札纳等完成使命回国，彼得一世根据康熙帝的允诺，派修士大司祭依腊离宛、教士劳伦特、助祭菲里蒙等十人组成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偕行。次年五月一日，依腊离宛等到达北京，住在俄罗斯“北馆”这就是俄国派遣的第一个“北京传教士团”。这个俄国传教士团的来华，使沙俄对华的宗教侵略向前推进了一步。
一七二一年，彼得一世为了进一步控制东正教会，设立了由政府直接操纵的宗教委员会（后改称圣务院），作为东正教的最高权力机关，从而形成了“教会象农奴般的依赖于国家，而俄国公民又象农奴般的依赖于国家教会”的局面。同年三月，彼得一世借口接替于一七一九年死去的依腊离宛，任命库尔齐茨基主教为在华东正教会的新领导人，带领修士司祭、修士助祭各二人，及其他人员八人前来北京。
库尔齐茨基持有俄国枢密院致理藩院的信件，要求中国准许他在北京“自由居住”，执行教务，并“不加禁阻地访问有俄国教徒居住的中国其他地方”。但是，沙俄这一如意打算没有得逞。一七二二年十月五日，库尔齐茨基在色楞格斯克接获理藩院的通知，内称：“在有关中俄两国的私逃者和边界等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解决以前，不允许主教进入北京”。一七二八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使沙俄最后取得了向北京定期派遣传教士团的权利。此外，中国方面还应允沙俄派“学生”六名随传教士团来华。
此后，沙俄每隔十年改派传教士团来北京，接替前届传教士团。每届传教士团一般包括修士大司祭（中国称之为达喇嘛）一名，修士司祭二名，修士助祭一名，加上学习语文的“学生”等，共计十名。根据《恰克图条约》，一七三二年春在北京东江米巷（后来的东交民巷）俄罗斯南馆（原俄罗斯馆）内建成另一座东正教堂，命名为“奉献节”教堂。据统计，仅一八二O年一年，清政府就付出了相当于一千多卢布的款项和九千磅大米来养活这些沙俄教士。
从一七一五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沙俄先后共派遣十二届传教士团前来北京：第一届（一七一五－一七二九），首领、修士大司祭，依腊离宛；第二届（一七二九－一七三六），首领、修士大司祭，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第三届（一七三六一一七四五），首领、修士大司祭，伊拉尼翁·特鲁索维；第四届（一七四五一－一七五四），首领、修士大司祭，格尔瓦西伊·林切夫斯基；第五届（一七五四－一七七一），首领、修士大司祭，安福罗西·尤马托夫；第六届（一七七一一一七八一），首领、修士大司祭，尼古拉·慈维特；
第七届（一七八一－一七九四），首领、修士大司祭，岳阿基穆·石世科夫斯基；第八届（一七九四－一八O九），首领、修士大司祭；索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第九届（一八O九－一八二O），首领、修士大司祭，亚金甫（俾邱林）；第十届（一八二O一一一八三O），首领、修士大司祭彼得·卡缅斯基；第十一届（一八三O-一八四O），首领、修士司祭；魏若明（一八三O-一八三五）、阿瓦库姆（一八三五－一八四O），第十二届（一八四O-一八五O），首领、修士大司；祭佟正笏（波里卡尔普）。
结语
上述北京俄国东正教会开始时一度由沙俄西伯利亚事务衙门领导，十九世纪上半叶直接归沙俄外交部指挥。俄国学者格列勃夫在谈到这一时期东正教会的实际作用时指出：彼得一世巧妙地利用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作为对外政策的工具，以“打开中国的窗户””。修士大司祭英诺森也供称，这个教会在这个时期“起着俄国政府的官方代表的作用”，“教会的经费是俄国政府供给的，指示是来自俄国政府的，不言而喻，政府的愿望是通过教会促进俄国的政治利益”。北京俄国东正教会的真正使命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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