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一提到旗人，我们的脑子里就会出现两个活生生的形象：老舍名著《茶馆》中的松二爷和常四爷。他们可以算有清一代最末一拨旗人的代表，吃的是旱涝保收的“铁杆庄稼”，见天儿遛鸟、喝茶、听戏、聊大天，太半生过着衣食不愁的生活。当然，大清国灭亡之后，他们的生活境况也随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骤变，钱粮断绝而又身无所能，一部分旗人像常四爷那样自食其力，寻找到新的活法；一部分旗人像松二爷那样消极绝望，自甘沉沦，成为二百多年旗人生活中最凄惨的一幕。
其实，清初的旗人并非如此，他们大都骁勇善战，为大清朝的建立立下显赫战功。
旗人是清代老北京人当中的一种特殊称谓。在明代和民国以后，都没有旗人的叫法。旗人是专指有八旗籍贯的人。“八旗制度为当时满洲统治者的主要统治工具。这种制度也是一种按旗编户为兵、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这种社会组织以旗为标志，按旗色分为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红旗、镶红旗、正蓝旗、镶蓝旗。其中“又以镶黄、正黄、正白为上三旗。”（《雍正令典》）作为皇帝“嫡系部队”的上三旗，地位十分尊贵。
清初，旗人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其中以满洲八旗政治地位最高。当时，北京城厉行满、汉分城居住之制，内城由八旗分据，又根据以北为上以左（东）为尊的定制，满洲八旗中的“上三旗”驻防在北京城的东北部：镶黄旗驻扎于安定门内，正黄旗驻扎于德胜门内，正白旗则在东直门内。明代在内城居住的汉民、回民则统令迁居外城，所以清代的汉族官员不论地位多高，按照定制只能居于外城。
旗人有宗室、觉罗、，满洲、蒙古、汉军之分。清代帝王虽贵为天子，也是镶黄满洲旗第一甲喇（音“扎联”）第一牛录的一名士兵，并且隶属于这个牛录的佐领。
与众不同的是，皇帝的履历上写的是“某某佐领上御名”。宗人府注档，就是这样的写法，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样，写成“某某佐领下某某”。
由于皇帝名义上在镶黄满洲旗吃粮当兵，所以镶黄旗便超过正黄旗，成为八旗中的第一旗。末代皇帝宣统的佐领，是一个叫铁山的宗室。铁山住在东城区的魏家胡同，因为他是皇上的“上级”。所以在宗室中的地位颇高。铁山自己也觉得高人一头，洋洋得意。只不过此时的八旗兵已是“强弩之末，力不能人鲁缟”了，与昔日追随皇太极入关的铁骑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清廷对旗人实行恩养政策，凡是在编的旗人，从一朝分娩呱呱落地，到寿终正寝入土为安，一生不用为全家的柴米油盐发愁。他们的生活用度由国家包养起来，月月领取钱粮，民间谓之“铁杆庄稼”，形成了清代一个不劳而获的特权阶层。
旗人不用为“吃什么”着急，他们关心的是“怎么吃”，与汉人的饮食习俗多有不同。老北京的旗人喜食奶制品，是关外牧猎生活的遗风。他们常吃的奶制品有奶皮卷、奶饼、奶乌他、水乌他、奶酪等十数种之多。其中奶酪是牛奶中最精华的部分，是半凝固的奶制品。民国时期北京不脱脂甜奶酪的做法是：“制酪之法，先将牛乳入锅，煮沸，加白糖及江米汁，拌匀，令再沸，即盛碗内，置冰桶中，凝结成块即得。”（《北平市工商业概况》）
清末民初，北京做奶酪最出名的，当数东安市场头道街的“丰盛公”。“丰盛公”开业于年，由满族正黄旗人何子照创办，此时有关旗人不许经商的禁令已经失去威力了。何子照原住海甸三旗村，经清官御膳房师傅的传授，学得了一手做奶酪的绝活，丰盛公的奶酪曾被誉为“饥者甘食，渴者甘饮，内以养寿，外以养神”的健身佳品。开业之初，兴旺之时，除奶酪外，还兼售奶卷、奶乌他、莲子粥、核桃酪等，深受北京市民尤其是旗人的欢迎。丰盛公几经兴衰，于年并入东风市场的东来顺小吃部。旧京外城的奶酪，当以天桥市场的最有名，时有《竹枝词》一首以记之：“新鲜美味属燕都，敢与佳人赛雪肤。饮罢相如烦渴解，芳生斋颊阔于酥。”
旗人的饮食特点与民族文化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比如旗人吃“饭包”，是为了“不忘马上得天下”的历史；不吃狗肉，是因为义犬曾救过太祖努尔哈赤的性命；吃白煮肉，因为那是祭祀祖宗神佛的“供尖”……《老北京的吃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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