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正黄旗固山额真谭泰，自顺治元年投靠了多尔衮之后，很为本旗人所不满，隶属正黄旗的大学士希福就经常嘲笑他“衰庸”，为谭泰所恨，后谭泰揭发希福伪传多尔衮语，最后将希福罢官，没收家产奴仆。[48]希福的侄子索尼对谭泰颇为不满，就告发谭泰，说他隐匿谕旨，“不集众传示”，结果谭泰被削公爵，降为昂邦章京，解固山额真任。谭泰立刻又报复索尼，说他曾对人说，“所攻克的燕京不过空城一座，剩下的只是流贼，何功之有?”企图激怒多尔衮，谭泰还揭发说，索尼曾令人在内库鼓琴，在禁门石桥下捕鱼，在库院牧马，在朝门击鼓作戏等等，并说索尼骂谭泰“背主”，又要强送他马。结果法司询于图赖、巩阿岱、锡翰、冷僧机、鳌拜等在场之人，大都与谭泰所揭不同，但法司官承多尔衮之旨，议索尼三罪论死，冷僧机、巩阿岱、锡翰、塔瞻、鳌拜等坐以包庇之罪，分别议以革职、鞭责、罚银等。最后多尔衮见此案颇冤，无法服众，便发下谕旨:“索尼应依拟处死，念于朝廷效力有年，姑免死，革职并牛录任，著当差，永不叙用。冷僧机、巩阿岱、锡翰、鳌拜、塔瞻、巴泰、巴哈、德马护等本应依拟，故免罪。”
图赖对多尔衮也颇不以为然。他随多铎征江南时，谭泰曾求他把南京留给自己来取，图赖不满于此，向多铎揭发，多铎写信并遣塞尔特送索尼转多尔衮，但塞尔特却示此信于希思翰，被后者扔到河里，以保护谭泰。后事发，多尔衮在议谭泰罪时，以其为自己亲信而三日犹豫不决，图赖便跑去诘责多尔衮，问他，“何为迟久不结耶?”多尔衮哪里受得了如此蔑视，说图赖“以言词逼我，我可不能忍受得了这样声色俱厉的态度!难道我不是先帝的子弟么?”说罢拂袖而去。在座诸王见多尔衮生气，便把图赖抓住绑了起来，但又不好因此给他定罪，只好暗暗怀恨在心。顺治二年十月，图赖借请求多尔衮指示他的错误时说道:“图赖向年效力太宗，王之所知。如今图赖之心仍像效力太宗那样，不避诸王贝勒等嫌怨，见有异心，不为容隐;大臣以下，牛录章京以上，亦不徇隐其过恶，图赖向天发誓，必尽忠效力。”这实际上是公开向多尔衮表明自己的态度，如有对不起太宗，别有用心的人或事，他绝不会袖手旁观。多尔衮对这种公开的宣战却无可奈何，因为找不到图赖的话中有什么茬子。后来，多尔衮命图赖与博洛一起率军，攻打福建、浙江，回到浙江金华时病死，其子辉塞袭爵。但到顺治五年三月吞齐等讦告济尔哈朗时，又把图赖从前的“罪状”翻了出来，认为他和索尼等六人共立盟誓，谋立肃王等，实属大逆不道，革去公爵，籍没家产，革其子辉塞所袭之职，夺其燕京投充汉人，因其官职所赏蒙古人，籍没杨善、罗硕家产时赏给之物，幽禁肃王时所赏银两鞍马等，并把他的兄弟子侄充当侍卫的，全部革退，就差把他从坟墓中掘出来焚骨扬灰了。多尔衮终于抓住了机会，对图赖恶狠狠地报复。
谭泰的待遇就不同了。顺治二年他被索尼讦告夺职之后，三个月后他就官复原职了。后来图赖逼迫多尔衮处罚谭泰时，他被下于狱，除给家口男妇九十余人、器皿、衣服之外，其余家产全部没收入官，不到两年他又被放了出来。谭泰被关押期间，多尔衮曾派人去看他，给他送吃的。谭泰便对来人说，“如果王爷救我，我当杀身报恩。”多尔衮知道了，把他放了出来，就在顺治五年三月大批两黄旗将领因吞齐讦告济尔哈朗而遭严厉处罚时，谭泰不但未受任何牵连，反而官复原职，与何洛会一起到江西去征讨金声桓了。到顺治七年多尔衮的威势达到顶峰时，他也当上了吏部尚书。
图赖死了，谭泰投靠，剩下的两黄旗大臣还要继续遭受多尔衮的打击。顺治五年三月吞齐等讦告济尔哈朗一案中，除涉及济尔哈朗、图赖之外，鳌拜以四罪免死赎身，塔瞻从宽免革，锡翰革去公爵及议政大臣职衔，赎身，黜为平民，发去昭陵居住，将燕京投充汉人、因其官职所赏蒙古人、幽禁豪格时所赏银两鞍马等全部没收，兄弟子侄中为侍卫者全部革退。其他还有图尔格免革，其子廓步梭被革职，燕京投充汉人及官赏蒙古人被没收。四月，廓步梭(也有写作科普索的)出来揭发他的祖母、他的父亲图尔格、叔父遏必隆，主要罪过是图尔格等在皇太极死后曾发手下三牛录的护军与白旗势力武装对峙。其中又涉及鳌拜、巩阿岱、锡翰等黄旗死硬派。最后经诸王贝勒大臣会议，多尔衮有旨将鳌拜免死革职，遏必隆免死革职，没收其母子家产一半，夺其所属牛录人丁。
在多尔衮的频频打击下，一些黄旗大臣投靠了多尔衮，如拜尹图、巩阿岱、锡翰、席讷布库、冷僧机等，“心归墨勒根王”。他们对鳌拜和索尼说:“我们一心为主，生死与共的誓言，俱不算了。”还逼迫这两人一同悔誓。所以这几个人都被封为贝勒、贝子，鳌拜和索尼都问罪降革，把索尼发配盛京，甚至拆毁图赖的享堂。索尼、鳌拜、巴哈这些人，始终遭到多尔衮的嫉恨。一日，多尔衮问大家，是不是鳌拜和索尼的关系很好，护军统领伊尔德、侍卫坤巴图鲁、巴泰、费扬古、郭迈、鄂莫克图(其中并不都是两黄旗属人)，一个个都不吱声。多尔衮就问巴泰:“你是不是和索尼很好啊?”巴泰说:“我们俩在一起工作得很好。”多尔衮又问鄂莫克图:“你和索尼是郎舅关系，关系该不错吧?”鄂莫克图回答说:“虽说是郎舅关系，但关系却不怎么样。”费扬古和郭迈也帮他说话。费扬古还补充说:“我平生倔强，对无关的事情一概不睬。”多尔衮见没问出什么东西，十分不高兴，说这些人不说实话，将伊尔德、坤巴图鲁、巴泰、费扬古、鄂莫克图、郭迈等或革职、或罚之、或倍罚之。可谓滥发淫威，但矛头仍是指向索尼和鳌拜的。
多尔衮除打击两黄旗大臣个人之外，对两黄旗其他方面的权益也加以限制，如康熙初年鳌拜辅政时期大搞圈换土地，就是因为多尔衮当年“欲住永平府，留剩周围地土未圈，且欲令伊本旗切近，故将镶黄旗应住地方与正白旗”，所以“各旗沙压水淹、不堪耕种之地内，镶黄旗地尤不堪”。多尔衮打击黄旗势力，可谓不遗余力。但是，我们很难说这是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种表现。说他打击黄旗势力，只是种笼统的说法，说得确切些，他打击的是黄旗以及其他旗，甚至包括白旗之中的异己势力，同时扶植自己的党羽，安插在各旗之中。他死后，其兄阿济格企图维持这种实力对比而未获成功。福临亲政后乃至康熙初鳌拜辅政时期，两黄旗势力膨胀，将其他旗势力加以削弱，这些，与多尔衮的做法无甚差别，是否也可以看做是加强集权呢?只好说是加强自己的实力罢了。我们说，多尔衮与其政敌之间的斗争，仍是旗与旗之间斗争的继续，如果说有什么新的特性，也只能说它是两白旗与两黄旗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属于清廷内部的矛盾冲突，不同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可以比较一下，除了打击异己王公大臣之外，多尔衮有多少措施与皇太极以及后来雍正皇帝从王公旗主那儿集权的手段相类似，或者同属一类性质呢?我们只从这里看到了清初政治斗争的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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