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是清代旗人的军政合一的组织,也是清代的根本制度。八旗包括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八支,若以民族区划,有满,蒙,汉军八旗三支。八旗本无高低之分,清军入关前,正黄,镶黄两旗原由皇帝统领,顺治七年,多尔衮死后,顺治接管了他掌管的正白旗,这以后,皇帝统领的称上三旗,其他称下五旗。上三旗作为皇帝的亲兵,地位越来越高于其他五旗。
入关后,八旗军主要驻防京师,各大城市,及要害地区。八旗一般居住内城,称“满城”。作为一支威慑力量,八旗自成体系,直属皇帝调遣,地方官员无法指挥。道光年间,全国八旗常备军约25万。八旗军饷相当丰厚,每年米48斛,月饷银3-4两,超过绿营1倍。在籍的八旗成年男子都是八旗兵源,受兵制人数限制,多余的旗人都是后备兵源。
按照满清的构想,旗人实现军事职业化,专事镇压,可以有效维护清廷统治。可是历史还是走向了预想的反面。入关后,八旗腐化堕落的很快,朝廷给了旗人很多特权,结果特权腐蚀了旗人。由于不从事农业生产,旗人逐渐成为一个封建寄生阶层。经过长期繁衍,到了嘉庆中叶时,满八旗丁口约50万,合老幼妇女当有万人,统治者又不准从事生产劳动,或自谋职业,生计遂成难题。在此背景下,八旗制度逐渐被破坏,不少旗人开始经营各种生产,谋取生计,无心训练,其战斗力严重退化,空耗国家巨额军费,却未有寸功。
康熙年间三藩之乱时,八旗军已经出现了畏缩不前的现象,及至到嘉庆年间白莲教大起义时,早期八旗军的勇气已荡然无存。一有战事,绿营冲锋在前,八旗享乐在后,或者到处扰民,危害地方,甚者杀良冒功,危害不亚于盗匪,令人发指。在战争中普遍存在惧敌畏战心理,军官贪生怕死,士卒保命怯懦,总体战斗力低下。清廷无奈,只得大量雇募乡勇,乡勇在战争中作战虽勇,但军纪败坏,杀人劫掠,贻害无穷。清王朝为镇压白莲教起义,动用兵力十余万人,各地乡勇不下数十万;屠杀起义农民数以十万计;耗费军饷银二万万两,大大超过历次边疆用兵饷银之和,相当于清政府四年的全部财政收入,受此打击,清朝已然走向下坡路。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朝中也不断有人提出对八旗制度提出变革,康熙年间,曾由户部拨银,安置旗人生计,二十年共拨银万两,平均每家补助数百两,居然一无所获,未置任何产业;雍正乾隆时期,又曾计划鼓励旗人至东三省屯垦谋生,结果又不了了之,旗人要么将土地转租,要么干脆出售,不愿生产,历代君主对此也无可奈何。
绿营源于明朝军制,综合天下共计66万人,这是汉族组成的常备军,军官满汉皆可担任,和八旗类似,基本上也是世袭的职业军队。士兵列入兵籍,与一般汉人户籍严格区别。可是各营兵额固定,每户只能安置一人,其他丁壮实际上处于失业状态,官府还不许从事其他行业,微薄的薪饷难以养活家庭,往往逃营,或兼作其他职业,精力因之而懈。造成营中缺额严重,各级军官趁机中饱私囊,坐吃空额。若遇战事,往往一触即溃。时有人曰:“见贼逃者为上勇,望风逃者为中勇,误听逃者为下勇。”
道光咸丰年间的满清,正如诗中所言: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整个社会都是一片死气沉沉。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也有一部分清军的战斗力相对较好,如向荣的楚军,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骑兵等颇能战斗,他们先后成为太平军的劲敌。有全国人力和物力作为后盾,清军虽然指挥笨拙,士气不振,但能不断征调后备资源,转化为战场上的力量,从而逐渐拉平同太平军的差距,这也是太平军不断转移基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