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导读：宣统三年十二月辛丑日，“革命党以药弹击良弼，伤股，越二日死。”良弼何许人也？他是大清开国皇帝努尔哈赤之弟巴雅喇的后裔，满洲镶黄旗人，与满洲亲贵中颇为能干的恩铭、铁良、端方、载泽并称“满洲五虎”。早在年，恩铭就被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刺杀；宣统三年岁在辛亥，“八·一九”武昌起义后一个多月，端方亦在赶赴四川镇压“保路运动”的途中，被其哗变的部属杀死。
文｜蒲云空
据《清史稿·宣统皇帝本纪》所载，宣统三年十二月辛丑日，“革命党以药弹击良弼，伤股，越二日死。”良弼何许人也？他是大清开国皇帝努尔哈赤之弟巴雅喇的后裔，满洲镶黄旗人，与满洲亲贵中颇为能干的恩铭、铁良、端方、载泽并称“满洲五虎”。早在年，恩铭就被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刺杀；宣统三年岁在辛亥，“八·一九”武昌起义后一个多月，端方亦在赶赴四川镇压“保路运动”的途中，被其哗变的部属杀死。
按干支纪年法，宣统三年十二月辛丑日为农历腊月初八，即传统中的“腊八节”，公历则已是年的1月26日了，正是这一天，“五虎”中的又一员干将良弼又死于革命党人的“药弹”之下，剩下的“两虎”——铁良与载泽再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仅仅十来天后，满清王朝就寿终正寝了。刺杀良弼的革命党人叫彭家珍，亲历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员冯自由在其专著《革命逸史》中对他有较为详细的介绍：
彭家珍，字席儒，四川成都金堂县人，生于年。其实他的老家在湖南，先世因入蜀做官，就在四川安了家，其父彭仕勋在川中担任一个小小的主事官儿，由于妻子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彭仕勋既当爹，又当妈，“实兼任抚育之劳”。家珍自幼受文天祥、黄宗羲等人的思想影响，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他16岁时考入四川武备学堂，以期用军事振兴国家与民族。
数年之后，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被派赴日本考察军事。当时有不少四川学生留学日本，家珍就与一批同乡加入了同盟会。他与会员中持激进革命论者谈得特别投机，并油然生出“保种救亡，舍我其谁”的志向。与一些同志谈起革命方略时，家珍认为：边省革命不足以制清廷于死命，因此极力主张回国后投身于军政界，于京畿地区策动“中央革命”。
同志们都认为他说的有道理，只可惜京畿为清廷重点防护地区，要策动革命，实在是太难太难了。彭家珍回国之后，由父辈友人推荐，投身于四川总督锡良麾下。锡良见家珍“丰姿英敏，学识宏富”，对他非常器重。年锡良调任云贵总督，便将他带入云南，让他在云南陆军学堂担任教练官。再往后，家珍被调赴沈阳，担任奉天讲武学堂及东三省学兵营讲师。新军第二十镇内军官中具有革命思想者，不少出自于家珍门下，其中最著名的有商震、程起陆、熊斌、刘骥等——他们后来都成为民国时期的将军。其时满清政治腐败，经济残破，南方各省的革命浪潮风起云涌。
彭家珍便与一批同志谋划着在军界起事，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未能如愿。年，盛京将军赵尔巽（音xùn）出任东三省总督，彭家珍便向赵请求担任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并被赵尔巽批准。
在天津期间，彭家珍得以与驻扎于河北滦州的陆军第二十镇军官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朱霁青、郭凤山等“暗通声气，密谋大举”。兵站有免费乘车券，家珍私下里赠送给革命党人，为他们往来于京奉之间提供方便，前前后后共赠送了数万张，这对于后来滦州义军反正及京津一带同盟会的活动起了很大作用。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湖南、陕西、山西等省先后响应，清廷大为震惊，紧急命令京奉各镇停止秋操，并调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率所部开往长江流域“平乱”。张绍曾不但按兵不动，还与第二混成协统蓝天蔚、第三镇统领卢永祥、二十镇统领伍祥祯等联名致电清廷，要求实行立宪。
彭家珍因为早就与二十镇中的将领有密切联系，知道张绍曾等蓄谋进兵北京丰台地区的南苑，然后乘机占据北京，推翻满清统治，便暗中给予帮助。其时，清廷从欧洲购买了大批军械，绕道西伯利亚，准备由京奉铁路运往武昌前线。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特派彭家珍等负责押运。
途经滦州时，家珍找了个机会，与学生商震、程起陆等商定了一个扣留方法，然后给张绍曾发了份秘密电报，大致内容是：“朝廷并无立宪之意，而且不惜巨资，购买军火，以自相残杀。家珍恭逢运输之役，苦无挽救之方，望公等截住军火，妥为保护。”张绍曾接到密电后，就将军火截扣，并拍了份电报给设在武昌的湖北军政府，报告了截扣军火的具体情况。清廷闻讯大为惊骇，急急忙忙地宣布立即实行立宪，颁布了宪法十九条，并宣布“特赦”革命党人。
可惜的是，11月7日，就在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与张绍曾、蓝天蔚等准备组建燕晋联军，分三路直捣北京、一举推翻满清王朝的前夕，吴禄贞在石家庄遇刺身亡，燕晋联军也随即瓦解。清廷则乘机免去张绍曾的统制之职，让他挂一个“侍郎”的虚衔，并担任什么“宣抚大臣”，去武昌宣扬朝廷的“恩威”、“抚慰”起义的军民。当时，军中的革命志士都希望他不必理睬清廷，继续留在军中，为革命效力，因为代任二十镇统制的潘榘楹初来乍到，不可能很快就控制军队。
可是，虎头蛇尾的张绍曾却向清廷声称有病，又“自愿解除兵柄，孑身以去”，很快获得清廷批准后，就回天津“治病”去了。这样一来，彭家珍让扣留军械的一番举措，也就失去了意义，怎不令人感慨叹息！
对于张绍曾的解职，彭家珍虽然非常失望，却仍然竭尽全力策动施从云、王金铭、冯玉祥等率所部反正。其时，行刺摄政王载沣的汪兆铭、黄复生等均已被“特赦”出狱，与北方的革命同志张煊、赵铁桥、罗伟章、杜黄裳、陈宪民、黄子宾等二十余人组织成京津同盟会，以作中央革命之枢纽——不消说，彭家珍也是其中的一员。
他们租了天津俄租界的洋房作为办事机关，并推举彭家珍与黄复生、赵铁桥、罗伟章等前往上海，制造炸弹，并联络南方的革命党人，请求他们给北方革命党人以支援。于是彭家珍与黄复生便到了上海，学习、研究制造炸弹的技术与方法。其时，四川旅居上海的革命党人打算推举彭家珍回蜀中主持军务，甚至刚刚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也想任命他为蜀军副总司令。
可是彭家珍说：“北京是清廷的根本之地，四川不过是枝叶罢了。拔除其根本后，枝叶自然会枯萎；这事情固然很难做，却总得有人去做呀。”委婉地拒绝了四川之行。不久，江苏都督程德全任命彭家珍为北方招讨使，革命党人也推举他为北方暗杀部部长。于是，彭家珍等将军械、炸弹等秘密由秦皇岛运往北京，家珍本人也由上海返回了天津。他将各种事务性的工作分配给同志吕绍、刘应移等，自己则慨然承担了最艰巨、最危险的刺杀满清权贵的使命。
再来看看当时的形势吧：清廷在指挥、调动不了北洋军的窘境之中，不得不重新起用闲居在家的北洋军头子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并授予他南北议和之全权。袁世凯“挟和议以自重”，大耍两面手法：一方面以北洋军的优势兵力压迫、诱使革命军妥协，一方面又借革命军挟制清帝退位。
不料时任禁卫军总领的良弼却早已看出袁世凯“有异志”，不会真正忠于清廷，便与小皇帝溥仪的堂兄溥伟、铁良等在满清皇族中组织了“宗社党”，坚决反对清帝退位，坚决反对与革命政府议和。袁世凯威吓清帝退位的计划因此而大受影响。其时，袁世凯的骁将冯国璋已经攻下了武汉三镇中的汉阳，而王金铭、施从云等策动的滦州起义也已失败，大都督王金铭、总司令施从云、参谋长白雅雨等先后殉难。于是清廷的主张顿趋强硬，连进行中的南北和议也因此而中断。
在这关键时刻，“家珍奋然曰，事急矣，良弼枭雄也，此獠不灭，终为革命大患。吾不急除之，人其谓我何！”说干就干，他立即挟带炸弹进京，日夜伺候良弼。可是，由于良弼防卫森严，一直找不到个下手的机会。苦苦筹思后，家珍忽然想起：先前在奉天讲武学堂担任教习时，该校监督崇恭与良弼关系很不一般，我何不派学生熊斌等前往奉天，用崇恭的名义致电良弼，假称赵尔巽为救清室危亡，推荐崇恭来京，共图挽救。
在预计电报到达的日子里，再与几个革命同志手持崇恭的名片，分别前往良弼、铁良与陆军部大臣荫昌等人的宅第，不就可以将他们“诱而杀之”了么？可是，当他将此策与诸同志商议时，大家都认为这个计划危险性太大，而成功的概率极小，白白牺牲了性命，却没有什么益处。于是彭家珍慨然道：“舍身赴义，怎能勉强别人？既然大家都不赞同，我就独自行动吧。”尔后，彭家珍再次与杜黄裳、赵铁桥、陈宪民等从天津来到北京，入住中西旅社，并设法搞到良弼的照片，辨认记熟。
直到农历十二月初六日才探听清楚：清室内廷将于初八日，借腊八节有一个赏赐喇嘛“恩粥”的典礼，召集诸皇亲国戚，秘密商议南北战事。彭家珍觉得机会难得，就避开众人，写了一封绝命书留给诸同志，并嘱咐仆人于第二天早晨将自己的一些衣物等运往天津。为防敌人密探，他没有直接去良弼住宅，而是穿着标统的制服，身佩军刀，乘车至金台旅馆，自称是从沈阳而来，到北京找“良大人”，有军情禀告，并用崇恭的名片登记住宿，然后改乘金台旅馆的马车，先到军咨府及良弼旧宅，都没能遇到。
接着又往红罗厂良弼新宅，守门人说是赴摄政王府未归，彭家珍便停车于门外等候。约莫夜间十一时左右，良弼才慢吞吞地坐着车子回来了。到了门前，良弼下了车，彭家珍也下车上前，拿出崇恭的名片求见。良弼皱着眉头说：“什么紧急的事情，深更半夜地赶了过来？”家珍乘其不备，摸出炸弹投出——可惜没爆炸；家珍立刻又投出第二枚炸弹，只听“轰然一声，阶石尽裂”。
良弼左腿被炸断，登时晕倒于地；而一块弹片从石头上反弹过来，正中家珍头部，当场壮烈牺牲；良弼的八个卫兵与一个马弁也都被炸死。良弼被救回去后，好一阵才苏醒过来，把教读康撰矍唤至床前说：“我辈军人，死何足惜。
只不过我见政府已不可能再有什么作为，只得组织宗社党，以图挽救老祖宗传下来的这数百年江山。如今我一死，清室也很快就要灭亡了。那个刺我者，真可谓知我者啊！”说完长叹一声，血流如注而死。这一次暗杀行动，由于彭家珍事先措置有方，同党中没有一人因此而罹难。袁世凯当时正谋求取清室而代之，却因为有以良弼为首的宗社党处处作梗，深感棘手。
良弼既死，袁世凯便私下里对清室元老庆亲王奕劻说：“彭家珍担任奉天讲武堂及东三省学兵营教练官多年，二十镇的中下级军官大多出于其门下，滦州兵变等都是他勾结而成。如今京畿一带屡出暴力事件，这就足以证明，革命党的势力已近在肘腋之间。
从今往后，祸变将防不胜防了！”奕劻将这话禀告了隆裕太后。在因良弼遇刺而“清室震慑”的恐怖氛围中，隆裕太后能有什么应对之策？于是仅仅十来天后，辛亥年腊月二十五，公历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小皇帝溥仪的名义含泪颁布了“逊位之诏”，统治中国年的满清王朝、从公元前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两千多年的专制帝制，终于在这一天画上了句号。
再来看看《清史稿·良弼传》中的良弼。他姓爱新觉罗氏，字赉臣，是年代表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的那位大学士伊里布的孙子。他幼年丧父，对母亲极孝，学习特别刻苦，曾留学于日本陆军学校，毕业回国后入练兵处，历任都统、军咨府军咨使等军职，在满洲贵族中以“知兵”著称。清王朝改军制、练新军、立军学，“良弼皆主其谋”，此外尚有清廉、知人善任等诸般优点，在集体堕落的晚清官僚队伍中，尤其是在皇室中，堪称鹤立鸡群了。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那些王公贵人都惊慌失措，“莫知所为”。唯独良弼与“三数才杰朝夕规画，外联群帅，内安当国”，力图挽救清室于危亡之中。他的种种努力及不凡才干，使得清廷“上下皆恃以为重”。
如此看来，良弼不但是宗社党的党魁，也是满清皇室中的最后一根栋梁，或者说，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良弼传》中说他遇刺之后“三日而卒”，又说“医初谓可疗，忽有进以酒者，遂死”。于是有人便猜测，这“进以酒者”已经被袁世凯收买了，“进”的是毒酒，良弼喝下去后就呜呼哀哉了。良弼被炸后又活了多久，以及有没有遇毒，这些都无关紧要，关键是彭家珍的这一枚炸弹，炸得宗社党中的那些主要骨干都惊骇万分，转瞬之间已作鸟兽散。
那“五虎”之一的铁良呢？武昌起义时，他身为江宁将军，驻守南京，可是不久就被江浙联军杀得大败，仓皇逃回了北京，虽然加入了宗社党，其实已是惊弓之鸟；何况像良弼这样的死硬派，下场已经摆在那儿，兔死狐悲，铁良哪里还有收拾宗社党残局的信心与能耐？于是，清宗室之中，无人再敢坚持与革命政权对抗，大清王朝，焉能不亡！
彭家珍牺牲的时候，因为尚未过旧历新年，虚龄仅25岁。冯自由称“南北和议阻力之消除及清帝逊位之决心，实家珍一弹之力有以致之，厥功伟焉”。确实，奄奄一息的满清王朝已断无起死回生的可能，然而究竟什么时候才最后断气，却是个谁也说不清、估不准的问题。因此从这个方面说，彭家珍慷慨舍身、炸死良弼，成为压垮满清王朝这只巨大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成为推翻两千年专制帝制的绝响音符！
正因为这个原因，年2月22日,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令”，追赠彭家珍为“陆军大将军”，同时获此殊荣的仅有三人，另外两位是著《革命军》的青年志士邹容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喻培伦。大学者吴修龄则满怀钦敬之情地作挽联悼念彭家珍云：“个人肯为同胞死，一弹可当百万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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